从金庸小说找民族共识(1)(2)
2016-01-27 01:02
导读：民族共识很难以统计或社会调查求得，社会的人受到 政治 、生计、习俗、时尚等的干扰影响，不得不作许多权宜的决断，而这些权宜经常变成厚重的利益
民族共识很难以统计或社会调查求得，社会的人受到
政治、生计、习俗、时尚等的干扰影响，不得不作许多权宜的决断，而这些权宜经常变成厚重的利益覆盖，使民族共识被遮没。在此，就需要更有穿透力的批判反思。2 带着课题读金庸小说，是否会犯自我诱导而作“过度诠释”的错误?金庸小说有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民族共识”?细读金庸小说，我觉得金庸可能有这种意图。他笔下的武侠行为，可以读成是在描述“社会交流”。
哈贝玛斯把社会交流主要看作语言——行为(speech－action)。武侠世界，交流的主要方式是打斗，金庸笔下的技击，远远不只是一种身体行为。真正的功力来自于某种籍典，某种讲述。甚至，讲述本身代替对斗。《书剑恩仇录》中借论易，讲穴位比武；《射雕英雄传》中演绎《道德经》比武。比武本身成为交流，武打规范也就成为交流规范。
正由于此，武功到天下第一，此人就把自己逼入绝境。《神雕侠侣》中孤独求败(好个名字!)留下遗言“生平求一敌手而不可得，诚寂寥难堪也!”“武无第二”之所以难受，是因为断了交流之路。
再例如，哈贝玛斯认为，由于现代社会的集团利益，交流原型受到“系统扭曲”，结果是被各种社会成见遮蔽。在现代中国，对交流原型干扰最大的因素，是“进步”与“现代性”。不是说这两个概念应当对中国当下情况负责(不少学者如是观)，而是压力来得太急，前景又被说得太好，为了目的就不择手段。
金庸小说有许多“系统扭曲”的妙例。《侠客行》中“侠客岛”上刻石的“绝世武学”，只是貌似甲骨文。天下最高明的许多侠士，钻研几十年而不得解。“原来这许许多多注释，每一句都在故意诱人误入歧途，可是钻研图谱之人，又有哪一个肯不钻研注解?”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金庸小说的武侠世界是现代前夕的中国。除了《越女剑》，全部作品锚定在十七世纪前的中国，大部分在明清，部分在宋元。而且金庸相当自觉地排除近现代各种外来思想的干扰，甚至避免写连《红楼梦》都常写到的西洋器物。金庸小说固然常写炸药，用法简单，可以算作土产。可能《笑傲江湖》带定时装置的炸药，是个例外。例外的定时炸弹最后没有用得上，或许并非例外。“进步”这个对现代中国思想干扰最大的因素，被暂时悬置，“现代性”推迟到问题之外。只有《鹿鼎记》写到西洋人设计大炮，写到与“罗刹”国的外交——中国关系史上最后一个没有冲击“国本”的事件——无怪乎这是金庸的封笔之作。
金庸小说，是一个多产的现代作家的一大批作品。这批作品的特征之一是相当匀质(可能《鹿鼎记》是个例外)。金庸专家或许能够判断出前后作品文体的变化，或者价值观的变化，或者讨论各部作品艺术价值思想价值的演进。但是作品如此匀质在其他现代作家中几乎见不到。很多论者试图分出金庸小说发展的几个阶段，就我的课题而言，可以把金庸全部作品，不区分前后期，作为一个文
化学研究的对象。
更重要的是，金庸小说的读者群，几乎覆盖全部“文化中国”。当代中国人文化分层，政治分割，地域分散严重，却共读金庸。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没有可以比拟的例子。广大的金庸读者，除了迷恋故事情节，喜爱文笔描写，不一定自觉地在分享某些最基本的，不以文化程度决定的交流范型。
因此，要从文学作品中寻找中国民族共识，没有哪个作家比金庸更为合适。
作如此研究，并非没有困难，金庸作品并不是现实主义文学，人物却卓然不群，很难当作社会典型。所以我做的并不是一个
社会学研究，我的工作是仔细剥露情节与人物，在背后寻找中国思想的公分母。共3页: 1 [2] [3]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武侠文学的文化史意义及外来参照
英雄传奇与金庸武侠小说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