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贬与低俗化：鲁迅杂文讽刺修辞的诗学分析((2)
2016-02-06 01:05
导读：他甚至在给李小峰的信中表露出这样的心理：“我到 中山大学 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
他甚至在给李小峰的信中表露出这样的心理：“我到
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 ”“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二、“俗人”鲁迅
正是由于不屑与那些他心目中的虚伪之徒为伍，也由于时常有人对他进行“捧杀”，他便几乎对所有的好名称都产生了某种逆反心理。作为对这些伪善与伪崇高的一种反弹与对抗，他时常选择一种自贬式的态度，对自己、对自己的动机与行为进行一种自我贬低与消解，否认自己行为与动机中具有什么崇高的因素，便成为他的一种常见表现。例如他时常将自己与社会与“正人君子”们之间的缠斗说成是“开玩笑” 、“寻些小玩意来开开笑口”：
俗语说：“好死不如恶活”，这当然不过是俗人的俗见罢了，可是文人学者之流也何尝不这样。所不同的，只是他总有一面辞严义正的军旗，还有一条尤其义正辞严的逃路。
目前的生活的枯燥是最可怕的，于是便不免于有时得罪人，有时则寻些小玩意儿来开开笑口，但这也就是得罪人。得罪人当然要受报，那也只好准备着，因为寻些小玩意儿来开开笑口的是更不能竖起辞严义正的军旗来的。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不仅如此，与各种“美名”相比，鲁迅显得似乎更“乐于”“接受”别人加在他头上的恶名。人家称他是“有闲”，“南腔北调”，他就把自己的集子命名为《三闲集》、《南腔北调》。人家说他是“买办”，他就取“康白度”为笔名。至于以“学匪”自况，称自己的书房为“绿林书屋”一类则更是常事。这种近乎任性的表现，实际上是对对手的一种绝不妥协的对抗与示威。正是通过这种对“美名”的拒斥与对“恶谥”的收纳，鲁迅固执而孤傲地表现着对于虚伪的话语霸权的掌握者的不驯服的对垒姿态与蔑视，不仅如此，这种收纳与使用是一种主动的带有优势心理的玩笑式行为，正是这种玩笑化这使得对方强加的各种罪名与“恶谥”的严肃性与攻击性被瓦解，成为一种笑料。
有意地自我凡俗化与自我贬低是鲁迅对抗与消解伪崇高的一种常用方式。例如，鲁迅经常强调自己写作状况与动机的凡俗性，尤其是着意强调其中的经济利益因素。
我何尝有什么白刃在前，烈火在后，还是钉住书桌，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虽然明知道这种冲动是纯洁，高尚，可贵的，然而其如没有何。前几天早晨，被一个朋友怒视了两眼，倒觉得脸有点热，心有点酸，颇近乎有什么冲动了，但后来被深秋的寒风一吹拂，脸上的温度便复原，——没有创作。至于已经印过的那些，那是被挤出来的。这“挤”字是挤牛乳之“挤”；这“挤牛乳”是专来说明“挤”字的，并非故意将我的作品比作牛乳，希冀装在玻璃瓶里，送进什么“艺术之宫”。倘用现在突然流行起来了的论调，将青年的急于发表未熟的作品称为“流产”，则我的便是“打胎”；或者简直不是胎，是狸猫充太子。所以一写完，便完事，管他妈的，书贾怎么偷，文士怎么说，都不再来提心吊胆。但是，如果有我所相信的人愿意看，称赞好，我终于是欢喜的。后来也集印了，为的是还想卖几文钱，老实说。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在此，鲁迅对自己的写作着力贬低化，与此相对的，他先将当时某些人所崇奉的崇高价值进行极化处理——“白刃在前，烈火在后，还是钉住书桌，非写不可”、“艺术之宫”等等，在这个参照系之下，他对自己进行贬低化处理。我们看到，这种贬低首先表现为一种低俗化、琐碎化与非诗意化描述：“被一个朋友怒视了两眼”、“脸上的温度”、“装在玻璃瓶里”，甚而将自己的写作贬称为“打胎”、“狸猫充太子”等等，并且，刻意强调自己对微小的经济利益的在意与追求——“卖几文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