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对敦煌写本的早期研究(1)(2)
2016-02-14 01:10
导读：(5)《流沙坠简》序（1914年春） (6)《流沙坠简》后序（1914年4月） (7)敦煌所出汉简跋14则（1914年） (8)流沙坠简考释补正及自序（1916年） (9)书巴黎国民图书
(5)《流沙坠简》序（1914年春）
(6)《流沙坠简》后序（1914年4月）
(7)敦煌所出汉简跋14则（1914年）
(8)流沙坠简考释补正及自序（1916年）
(9)书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唐写本《切韵》后（1917年）
(10)书吴县蒋氏藏唐写本《唐韵》后（1917年）
(11)书《论语》郑氏注残卷后（1917年，据伯希和藏本及大谷搜集品）
(12)唐写本《唐韵》残卷校勘记自序（1918年6月）
(13)唐写本残职官书跋（1919年，据狩野直喜博士录本）
(14)唐写本《食疗本草》残卷跋（1919年，据狩野录本）
(15)唐写本《灵棋经》残卷跋（1919年，据狩野录本）
(16)唐写本失名残书跋（1919年，据狩野录本）
(17)唐写本《大云经疏》跋（1919年，据狩野录本）
(18)唐写本《老子化胡经》残卷跋（1919年，据伯希和藏本）
(19)唐写本韦庄《秦妇吟》残卷跋（1919年，据狩野录本，后据法藏本又跋）
(20)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1919年，据狩野录本）
(21)唐写本残小说跋（1919年，据狩野录本）
(22)唐写本敦煌县户籍跋（1919年，据狩野录本）
(23)宋初写本敦煌户籍跋（1919年，似亦据狩野录本）
(24)唐写本《字宝》残卷跋（1919年）
(25)唐写本新乡众百姓谢司徒麦恩牒跋（1919年）
(26)唐写本《季布歌》《孝子董永传》残卷跋（1919年）
(27)唐写本回文诗跋（1919年）
(28)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画像跋（1919年）
(29)曹夫人绘观音菩萨像跋（1919年）
(30)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1920年）
以上统计，不包括这一时期王氏所撰与敦煌学研究有密切关系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西胡考》、《井渠考》、《题敦煌所出唐人杂书六绝句》及为新疆所出一些简牍、文书所作的跋文等。还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所列文章，只有少数在文末有作者自署写作日期，所以只能根据其他资料（如书信、年谱等）来进行编年，难免会有疏漏，谨望识者补正。有部分跋文，王氏明确写明录文来源，并以狩野氏提供的英藏写卷居多，但是这些材料何时获得，亦无记载，1916年2月4日，王国维离京都赴神户乘船回国，狩野氏前往送行，我推测此时或此后以敦煌资料相送的可能性较大，所以大部分跋文都在1919年写就。当然，我也注意到，狩野氏于1915年在《艺文》上发表了《唐抄本尚书译文考》及“正误”，1916年又在同一杂志上发表了《中国俗文学史研究资料》(1、2)，肯定会对王氏撰写跋文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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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列第(2)至(29)目，均是序、跋类文章，带有我国学者早期敦煌学研究的显著特征；第(30)目则实际上是前面一些跋文的归纳和扩展，可算作是敦煌学过渡期的一篇论文，既表明了研究的逐步深入，也体现了王国维的治学途径。限于篇幅，下面即以王氏对敦煌所出的文学写本的研究为例来略作说明。
由于藏经洞写本大量流散海外，早期敦煌学研究最紧迫的首要任务是抄录并刊布海外藏卷，搜集国内遗珍并加以编目，与此同时，开展个例的分析研究。因此，对于有深厚国学功底的中国学者与较好汉文化修养的日本学者来讲，最简捷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整理、刊布录文的基础上撰写言简意赅的序、跋（或“书后”）。在前列第(2)至(29)目中，王国维针对“纯文学”意义上的敦煌写本所撰写的跋文仅6篇（则），一篇写于1913年，其余均作于1919年。先分别略作介绍和说明。
第一篇：唐写本《春秋后语》背记跋
此跋据罗振玉藏本（《鸣沙石室佚书》第二册载）作于1913年。罗氏校跋卷子正面的《春秋后语》残本，王氏跋卷背的《菩萨蛮》等三首唐词，大概是事先作了分工。王氏据背记中有咸通时判官王文蝺语，确定写本年代。对于两首失调名的作品，则据其句法断为《望江南》（第二年，王氏在写《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时纠正为《西江月》）。词滥觞于盛唐，到宋代才蔚为大观，因此晚唐词作在研究词的变化发展上有重要意义。王氏引述《乐府杂录》、《教坊记》、《杜阳杂编》、《炀帝海山记》及李白、白居易、刘禹锡、温庭筠等人作品，不仅考证了《菩萨蛮》、《望江南》二调的源流，而且得出了“可见沙州一隅，自大中内属后，又颇接中原最新之文化也”的精辟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