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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对敦煌写本的早期研究(1)

2016-02-14 01:10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了国学大师王国维在敦煌学开创期对敦煌藏经洞所出写本的研究，肯定了其研究具有“先行”意义。尤其是王氏对敦煌写本中一些重要文学作品的早期整理、介绍、研究，不仅促进了相关资料的陆续刊布，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敦煌文学”研究的基础。王氏在治学方法上树立了正确处理新材料、新方法、新问题三者关系和在研究中继承和发展了“二重证据法”；王氏是早期敦煌学研究中处理中、西学关系的楷模，各国的相关机构应为推进学术、文化大交融早日刊布相关资料。 【关键词】 王国维/敦煌遗书/敦煌学/“二重证据证”/治学方法 作为20世纪初中国最著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虽在政治上持保守态度，而在学术上却颇为开放。他一方面身体力行。坚守乾嘉朴学传统，另一方面又肯定道咸之际开始形成的新学潮流；他非但一贯致力于传统汉籍及中原出土的钟鼎铭文、碑刻、石经、甲骨的考释，也十分关注边疆史地及西域出土的简牍文书的考订；他不仅乐于接触并引进、吸收西方的哲学、美学思想，而且与东邻日本学者有密切的切磋交往。这就形成了他鲜明的治学特色。恰如陈寅恪先生1934年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所归纳的：
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捡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日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1]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在这段话中，陈寅恪先生没有提及王氏的敦煌学专论，但他于1930年所作《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云：“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我认为，这“三数人”，是应该包括王国维在内的。王国维在敦煌学开创期对敦煌藏经洞所出写本的研究，可以作为他治学方法的典型例证。
（一）
我们考察20世纪敦煌学开创、形成的历史，当然不能忘记罗振玉、王国维二位大师的筚路蓝缕之功。同时，亦应注意到日本学者在调查、提供、交流敦煌资料方面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众所周知，斯坦因、伯希和劫走大批藏经洞卷子的消息在学界传开后，最积极赴欧洲查阅、抄录敦煌写卷的，就是日本学者。早在1909年11月28～ 29日京都帝国大学史学会的第二届年会上，就展出了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从罗振玉处得到的敦煌写本照片；第二年8月，帝国大学派内藤、狩野等五人赴北京调查敦煌写本；1912年，又专派狩野博士赴巴黎、伦敦查阅敦煌写本；1916年秋，矢吹庆辉赴英、俄调查敦煌文献。日本学者的这些早期查访活动，都和罗振玉、王国维等中国学者声气相通。如1912年9月26日，当时寓居日本的王国维知道狩野赴欧，就写了66句的七古长诗相赠，诗中即有“商量旧学加邃密，倾倒新知无穷已”、“石室?书自能事，缟带论交亦故情”的句子，道出了他们之间在学术切磋中结成的友谊和对敦煌遗书的共同关注。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王国维为敦煌文献所撰写的跋，一大半都是狩野直喜博士提供的原卷录文。
王国维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始于1909年协助罗振玉校理刊印《敦煌石室遗书》及翻译斯坦因的《中亚细亚探险记》。1911年罗、王二氏赴日寓居后，敦煌文献逐渐成为王氏治学的重要对象。据我查阅，算上1909年的译文，到1920年为止，王国维发表的敦煌写卷专论文章有30篇（则），现试按撰写时间罗列如下：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1)翻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记》（1909年冬）
(2)唐写本《太公家教》跋（1911年6月，据罗氏藏本）
(3)唐写本《春秋后语》背记跋（1913年6月，据罗氏藏本）
(4)唐写本《兔园册府》残卷跋（1913年秋，据罗氏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