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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统帅湘军的道德践履与人格魅力(1)(2)

2016-02-28 01:02
导读:以德感人,这种征服是情感的征服,是内心的诚服,这种征服后来被生于韶山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伟人毛泽东称为“大本大源”。正因为它是“大本大源”

  以德感人,这种征服是情感的征服,是内心的诚服,这种征服后来被生于韶山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伟人毛泽东称为“大本大源”。正因为它是“大本大源”。所以是最强大的、最持久的。曾国藩“德业文章,炳耀环宇”,不仅在当时“虽妇孺亦感佩其为人”;(龙梦孙《曾文正公学案序》,《曾文正公学案》)即使在今天,其高尚人格也使人感动至深。曾国藩以德御军。其高尚人格的道德践履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述之,主要是“忠、恕、廉”。
  忠是理学最高的道德准则。理学认为。道德伦理是理的体现。理,“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刘元承编《二和遗书》卷十六)曾国藩发挥说:“以身之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则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曾国藩全集》第14卷第133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作为理学家的曾国藩,忠无疑是他践履的最高道德准则。早在京官时期。严格深厚的理学修养就使他从谋求个人和家庭的发展升华到了谋求国家发展挽救清朝倾堕的境界,冒死上“三疏”,为国忘身忘家就是明证。太平天国爆发,清帝国风雨飘摇,是忠使他以一介书生投入血与火之中,组建了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殊死斗争。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对清帝国的忠集中体现在“三个不顾”。
  不顾性命。曾国藩墨从戎,从荷叶塘踏上赴团练大臣任的第一步,就下定了效命疆场的决心。就任长沙,曾国藩在《与州县公正绅耆书》中就发表就职宣言:“国藩奉命以来,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以藉以号召吾乡之豪杰,”以后,曾国藩曾多次表白誓死效忠的心迹。曾国藩对清王朝的忠,不仅表现在疆场视死如归,更表现在他为朝廷的根本利益而不顾性命屡屡对抗旨意。咸丰三年,衡阳练兵未就,咸丰帝就催迫出师,曾国藩几次抗旨。即使在咸丰帝震怒的情况下仍冒死上疏陈述不能立即出师庐州的五条理由。咸丰八年,曾国藩再次墨从戎,为坚持“重扼上流”的战略方针。曾国藩又一次抗旨。事实证明,如果不是曾国藩屡屡抗旨,或者是羽毛未丰就从衡阳贸然出兵,或者是放弃“重扼上流”的战略决策,太平天国后的清朝历史或许就要重写了。王安定在《湘军记》中曾评曾国藩成功在于“坚决不动摇,排众意而孤行己意,其成功亦卒以此,由学力胜也。”在这里,王安定只讲了原因的一部分,曾国藩的成功不仅在学力,还在忠心。没有忠心,没有把国事看作家事的精神,曾国藩是断不会屡屡抗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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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顾名声。作为一个正直的士大夫。作为一个理学家,名声的重要不亚于生命甚至高于生命:为捍卫名誉而放弃生命的事,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比比皆是。曾国藩就曾说过:“然君子爱惜名声,常存水渊惴惴之心,盖古今因名望之劣而获罪者极多,不能不慎修以远罪。”(《曾国藩全集》第20卷第841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然而曾国藩为挽救清朝危亡。往往置个人名声于不顾。为镇压湖南农民起义,他杀人如麻,落了个“曾剃头”的恶称。针对官场优容苟安、不白不黑、置国事不顾的情况。曾国藩不惜落侵官越权之恶名。衡阳练兵未就,咸丰帝命他出兵拯救安徽,曾国藩抗旨,致使座师、湖广总督吴文死事。这更要负忘恩负义的骂名。后来曾国藩办天津教案。他谋国安危不顾讥议纷起,不顾损害镇压太平天国而获得的隆誉,不顾卖国贼的骂名。正是为履行忠这一最高道德准则而不顾个人名声的继续和集中体现。
  不顾疑忌。清王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汉人实行严密防范的既定政策,从来不轻易授汉人以实权。对曾国藩也是如此。清王朝对曾国藩是既利用又疑忌。咸丰四年。曾国藩克武昌,咸丰帝在屡闻败奏的情况下闻此捷报十分兴奋,一喜之下赏给曾国藩一个二品顶戴,署湖北巡抚。当时一军机大臣对咸丰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数万人,恐非国家之福也。”咸丰帝王将相闻此言“默然变色者久之”,(薛福成《书宰相有学无识=》,《庸庵全集·庸庵文续编》下卷第7页)终于收回成命,曾国藩因此客位虚悬。处在既要筹措军费又无实权的尴尬境地。后来曾国藩欲以守制挟请地方实权。然清廷在局势好转的情形下竟顺水推舟,允准曾国藩守制。直到咸丰十年,江南大营再次被击溃,在无兵可用的情况下,才给曾国藩加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清廷虽然授给了曾国藩实权,但对他既利用又防范的政策没有改变,仍用各种方法加以抑制。或者利用湘军派系。如在左宗棠与曾国藩不和而袒左抑曾;或者利用督抚矛盾。如在沈葆桢与曾国藩争厘金而袒沈抑曾。攻克天京时,更是借天京金库和幼天王逃走事对浴血奋战的曾国荃严厉呵斥。以通过抑荃以抑藩。曾国藩本人对清廷对他的这种防范抑制态度自然有深刻的感受和认识,当他听到湘军攻克天京的消息后,绕室彷徨,彻夜不眠。自己效忠的政权竟对自己百般猜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与悲剧。即使是这样,曾国藩仍未改其初衷,他对忠这一最高道德准则的践履仍是那样的沉溺与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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