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人”到“逸士”(1)(2)
2016-03-30 01:04
导读：另外，陈继儒还有很深的“异人”情结。张德建先生在《明代山人文学研究》中指出：“陈继儒在奇与异之间只取异不取奇，倾向十分明显，其意指所在尚
另外，陈继儒还有很深的“异人”情结。张德建先生在《明代山人文学研究》中指出：“陈继儒在奇与异之间只取异不取奇，倾向十分明显，其意指所在尚需深究。”［19］周明初先生在辨析晚明名士与隐士的异同时也提到这个问题［20］，并将李贽（卓吾）作为名士（狂士）的代表、陈继儒作为隐士的代表来说明在当时文人观念中“奇人”与“异人”的区别。
陈继儒得意自己是“天壤间一异人”［21］，并将异人视作“狷者”来区别于作为“奇人”的狂者，他认为：“当今中行救世不得，狂亦救世不得，惟狷者是向上第一路人，然狷者有所不为。”［22］在写给袁中郎的一封信中，他提到“李卓吾老以笔舌杀身，可为殷鉴”［23］。因为感受现实的角度、个人经验以及在现实中的自我定位之不同，陈继儒更关注个人的解脱与自适，他从李贽的行为和结果中认识到“狂亦救世不得”，狂放之语必定招致杀身之祸，因此，陈氏取“异”不取“奇”是以晚明名士与隐士之间不同的价值观为背景的。
缘于社会大环境中价值观之变化与个人对世事的清醒把握，陈继儒在盛年并拥有盛名的情形下毅然选择了退居山泽。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隐士生活之情状已大不同从前，在明代，“山人”已经替换了“隐士”的称谓，并且随着这一命名的改变而增加了许多包含时代背景的内容。
二、为谋生而“山人”
“山人”的称号由来已久，并不为晚明所独有。而山人发展到晚明，与其时的
政治、经济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传统的隐逸情趣在此处发生了变异。在论及此点的前人资料中，我们无从回避的首先是 “山人”的尴尬处境。其时，山人的身份虽被广泛接受，并在数量和影响上不容小视，但其来源都是抛掷于主流之外的文人，如科举失败者（如徐渭）、仕途失意者（如屠隆）、避世全身者（如赵宦光）。生存的需要，及心学影响下个体意识苏醒的文人尽可能表达自我的渴望，都使得他们不得不依附并奔波于权贵之门，其中，也不乏借山人之名号而使鱼龙混杂者。问题的关键是诸家对晚明“山人”的解读，以及对晚明“山人”与陈继儒的关系的认识。如作为官方正统代表的四库馆臣，他们对明末山人、晚明气习、山人气习的抨击是不遗余力的：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有明中叶以后，山人墨客，标榜成风，稍能书画诗文者，下则厕食客之班，上则饰隐君子之号，借士大夫以为利，士大夫亦借以为名［24］。
隆、万以后，运趋末造，风气日偷。道学侈谈卓老，务讲禅字，山人竞述眉公，矫言幽尚［25］。
明之末年，国政坏而士风亦坏。掉弄聪明，决裂防检，遂至于如此。屠隆、陈继儒诸人不得不任其咎也［26］。
四库馆臣对明末山人的影响、特征、生存方式的概括虽不无道理，然而，陈继儒是否是这些恶习的始作俑者，并要为这些恶习承担主要责任？
在陈继儒所处的时代，对山人的批评亦成为一种言论潮流。与他交往很深的王世贞也说：“山人不山，而时时尘间，何以称山人？”［27］然而从他们交往的尺牍来看，王世贞此话的对象必定不是指被人描述为“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28］、“钱塘县里打秋风”［29］的陈继儒。
陈继儒本人也耻作山人游客态，他说：“诗者千秋之物，今山人游客往往借为筐筐，以通于朝士之籍，久之营二窟以居，此诗道之辱也。”［30］“迩来大雅道丧，游名大人者，如飞鸟投兔，面目可憎。”［31］
然而，就行迹来看，陈继儒与挟薄技、问舟车于四方、“岁月老于车马名刺之间”［32］且交知遍天下的典型晚明山人行径是无异的。他自己也说：“吾隐市，人迹之市；吾隐山，人迹之山，乃转为四方名岳之游。”［33］然而其区别之处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在他身上，“山人”是其外在的存在状态，“逸士”才是其内心的独特体验，而正是因为从“山人”到“逸士”的内心的过渡，才使得陈继儒脱胎于一般“山人”的泥淖（将在下文详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