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人”到“逸士”(1)(3)
2016-03-30 01:04
导读：再加之，陈继儒对隐居生活并不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其《逸民史》中关于王冕的描述有这样一段:“冕……善画梅……求者肩背相望，以缯幅短长为得米
再加之，陈继儒对隐居生活并不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其《逸民史》中关于王冕的描述有这样一段:“冕……善画梅……求者肩背相望，以缯幅短长为得米之□（此字佚）。人讥之。冕曰：‘吾藉之养口体，岂好为人家作画师哉！’”［34］从他对王冕不吝赞赏的口吻中，可以看出，他将卖画为生视为以技谋生，并不认为有损品德。钱谦益也记录陈继儒“延招吴越间穷儒老宿隐约饥寒者，使之寻章摘句，族分部居，刺取其琐言僻事，荟蕞成书，流传远迩”［35］的事迹，这种生活模式无疑也是晚明弃巾之风盛行下，多数文人所认同的选择。
陈继儒的“山人”身份是“谋生之需”与“保身之需”的殊途同归，且当它与“人性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36］的时代风气呼应的时候，这就构成了“醒”。一个脱离时代的人，必将承受这个时代的所有不幸。陈继儒对这样的游戏规则必然有深刻的认识，所以他放弃李贽型的“狂者”而坚定不移地选择了“隐者”。
三、由“情”与“侠”认取本来面目
陈继儒的山人身份并非只给他带来退缩与世俗的一面，而是给他提供了一个既与现实关系远离、又能体现他的生活理想的环境，使他既有隐者的位置又不脱离时代的性情，这一点体现在他对“情”与“侠”的阐释与实践中。在陈继儒看来，“情”与“侠”与生俱来，正是人的本来面目。
“情”与“侠”的张扬是晚明性格中最绚烂的部分。在深受王学左派影响的晚明文人（如李贽、汤显祖、屠隆、袁宏道等）的文本中，“情”不但是个性的标榜，是表达自我的方式，还是立身的根本，甚至等同于性命本身。如同陈继儒所言“大抵人自情生，焉能无情”，他的《小窗幽记》中，在“醒”字之后拈出一“情”字，作为处世的第二法则，并将情与生命融为一体，提出：“当为情死，不当为情怨，明乎情者，原可死而不可怨者也……然不死终不透彻耳。”［37］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以死来认取生命的本来面目是阳明心学影响下士人修身、养性、求学最基本的课题。袁宗道就说：“良知二字，伯安自谓从万死中得来。”［38］李卓吾言邓豁渠“学问是真学问，从万死中得来”［39］。当这种动辄以生命为条件与代价的体认方式遇到“情”时，它的表现就更为生动了。
在陈氏所撰的《范牧之外传》、《杨幽妍别传》缠绵悱恻的悲剧里，情是对生命的认识方式，死是对真情的鉴定，而“死”又因“情”而生出绚烂的双翼，最终完成对生命局限的超越。这跟汤显祖将情定义为“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40］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袁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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