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仲卿与卡巴诺夫形象比较(2)
2016-04-05 01:00
导读：如果说焦仲卿的软弱还不失正直的话，那么卡巴诺夫的软弱则透着自私与消沉了。对寡母卡巴洛娃，他唯命是从，服服帖帖，不敢有一丝的违背，像个被掏
如果说焦仲卿的软弱还不失正直的话，那么卡巴诺夫的软弱则透着自私与消沉了。对寡母卡巴洛娃，他唯命是从，服服帖帖，不敢有一丝的违背，像个被掏空了思想的人。虽然他也爱着妻子，可怜妻子，但母亲剥夺了他爱的权利，使他欲爱不能，只得对妻子若即若离。面对母亲的凶狠野蛮，他束手无策，只能一次次地让卡捷琳娜忍耐，甚至在受到母亲的指责时，把怨气撒到妻子身上。卡巴洛娃强迫卡巴诺夫按她的意愿教训妻子，卡巴诺夫尽管心里不忍，还是鹦鹉学舌似的把母亲的话重说了一遍，为了逃避母亲和妻子，他常常借酒麻醉自己，一旦有外出做事的机会就赶紧出逃，扔下妻子独自一人面对凌辱和折磨。最后，当妻子不堪虐待跳河自尽时，他似乎才有所醒悟，不过他的抗议也仍然是脆弱的，犹如余灰中瞬息一闪的火星，他去救卡捷琳娜的愿望终因得不到母亲的允许而放弃，成为他终身的遗憾。
二、焦仲卿和卡巴诺夫悲剧性格成因
焦仲卿和卡巴诺夫分属不同的国度，两者相距也有一千多年，他们之所以拥有的近乎相同的性格心理特质和悲剧性的人生境遇，笔者以为，是东方封建宗法制社会特有的专制制度、道德伦理秩序以及他们个人独特的生活环境使然。
1.家庭环境的约束
焦仲卿与卡巴诺夫的家庭背景十分相似，他们都生活在男性家长已经故去、由女性家长控制的宗法制家庭中。虽然男权社会中女性地位低下，但是宗法制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使女性家长在家庭事务中也发挥一定的作用。当男性家长缺席的时候，寡母作为家中的长辈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发言权。
可悲的是，焦母和卡巴洛娃并不具备温良恭俭让的传统妇德，相反，在她们身上，集聚着人性最丑陋的一面：暴躁、冷酷、刁蛮、恶毒，极端的权力欲与控制欲。一方面，她们坚决地维护封建礼法秩序，说一不二，唯我独尊，压制晚辈的任何独立见解；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寡居，儿子成了她们生活中的唯一依靠，她们又患有严重的恋子情结，习惯于把儿子当作自己的私有物来随意拿捏，尤其是对分享儿子感情的儿媳实施残酷的精神奴役，绝不允许儿子与儿媳之间有一息温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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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意，会不相从许！”“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这正是焦母这个典型的专制家长极具个性化的语言，她是断送了两个年轻人爱情和生命的直接凶手。
卡巴洛娃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商人之妇，她更加刚愎自用、肆意妄为，惯于用古老陈旧的规矩来折磨家里人。有她统治的一天，一切对生活权利的要求都会被扼杀。对儿子的近乎变态的爱，导致了对儿媳的无端仇恨。她践踏儿子和儿媳的人格，离间儿子和儿媳间的感情，唆使儿子虐待妻子，儿子要出门时，她强迫儿媳跪在儿子面前和他告别。卡捷琳娜跳河自尽，她甚至不许卡巴诺夫哭……
缺少父亲的引领，又受制于母亲的专横霸道，焦仲卿和卡巴诺夫也就逐渐养成了懦弱、畏缩、驯服、顺从，犹疑不决的性格，缺少敢作敢为的阳刚之气，这种性格与他们勇敢、坚强、果断、执著、热爱自由的妻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社会环境的影响
《孔雀东南飞》形成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这个时候，儒家文化已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封建伦理道德规范正一步步地束缚和禁锢人心。儒家思想所重视的“上尊下卑”的社会秩序，“忠孝节义”的道德观念，深受汉代统治者推崇提倡。百事孝为先，对父母孝敬是人人必须遵从的礼法规范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个人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读书人也只有恪守儒家思想的教条，才有可能飞黄腾达。焦仲卿自幼熟读经书，儒家思想中禁锢人性的一面不能不给他以桎梏，因此，当个人的感情意愿与封建家长的意愿要求发生碰撞时，淡化、压抑个人感情，屈从于专制家长的权威就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俄国虽然地处欧洲，但地理位置比较偏隅，当19世纪中期西欧诸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俄国却仍停留在落后、愚昧和黑暗的封建专制政体和农奴制度下，俄罗斯人的生活和思维，教育和自由，自然也都无法抹去奴隶制的标记；同时，延续了近千年而未接受过宗教改革洗礼的正教统治，也使俄罗斯人的自由天性受到压抑，受宗教道德意识、行为准则的浸染和捆缚，他们的精神变得驯顺和孱弱。虽然《大雷雨》（1859）写成的年代社会改革的气氛正在酝酿进行中，但顽固守旧势力仍在肆虐挣扎。剧中悲剧发生的地点——伏尔加河畔的卡利诺夫城，就是一个由封建陈规陋习、宗教迷信所主宰的宗法制世界。这里，美貌的姑娘会受到诅咒，原因是她们经不住诱惑；而姑娘一旦出嫁，除了上教堂，便不准独自随便外出；更可笑的是，遭大雷雨袭击的地方，偶尔会有人触电而死，这原本是由于雷电交感作用，而迷信的卡里诺夫城的人却说，这是罪孽深重才遭的报应……生活在如此落后闭塞的黑暗王国中，卡巴洛娃夫除了沉默和绝望，成为旧制度旧势力的精神俘虏外，当然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