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适新诗倡导中的话语策略(1)(2)
2016-04-07 01:05
导读：在《谈新诗》一文中，他先赞新诗运动是“诗体的大解放”。同时贬低律诗：“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
在《谈新诗》一文中，他先赞新诗运动是“诗体的大解放”。同时贬低律诗：“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三个“决不能”承袭了他一以贯之的对传统格律诗的全盘否定。可是接下来他在论及新诗的音节问题时，又均以唐诗宋词的例子加以说明。谈到自己作新诗的经验，更是直接拈出清代周春《杜诗双声叠韵谱》里双声叠韵的做诗技巧作为标准。最后，为了说明做诗的抽象与具体之别时，又不遗余力地举出了从《诗经》到唐诗再到宋词、元曲等大量优秀古典诗歌作为正面例子。
这些看似自相矛盾的现象若是不放在文学革命运动的历史语境中考察便很难理解。胡适由主张“文学改良”到后来和陈独秀等一起为“文学革命”呐喊，与其说是立场的改变，不如说是方式的调整。《新青年》读者张寿朋曾提出：“时势所趋，文学当然要改良，也不是一场什么大不了的事体。——诸君又何必要大惊小怪地树起一块‘文学革命’的招牌来呢。难道是杜工部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吗。”这位读者看出了从“改良”到“革命”的微妙变化，却不知“出语惊人”正是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要达到的目的。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结尾中提到：“此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维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偏激的内容正是要引来受众热烈讨论的。胡适当初看到林纾的反驳始则高兴，后见其反驳不够有力则失望不已，原因也即在此。因此，“矫枉过正”，这曾倍受读者指责的一点，其实正是胡适扩张新诗传播空间的一种话语策略。
此举后来在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手中运用更进一步，他们嫌论敌反对不够激烈，不惜导演出“双簧”戏，连胡适都觉得有些太过了。可是鲁迅先生仍旧认为“矫枉不忌过正；只要能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可见“矫枉过正”的确是文学倡导者有意而为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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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述诗歌史——谋求新诗的合法地位
白话新诗以与传统古诗诀别的姿态出现，的确极具令人耳目一新的吸引力。但要以之取代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古典诗歌，却似乎还缺乏一点说服力。因此，就像胡适在《新青年》4卷1号《答盛兆熊书》中谈到的那样，“文学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如何取得新诗的合法地位是胡适等新诗运动的倡导者们面临解决的重要问题。
通过重新阐释文学史来刷新文学观念是胡适倡导文学革命的主要思路，而贯穿其文学史叙述的理论支撑则是进化论。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一文里，胡适开宗明义：“居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从《文学改良刍议》起，胡适就开始用他进化的文学史观来阐释中国几千年诗歌的变迁：“文学者，随时代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由“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而得出“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的结论。借古喻今，本是中国传统诗歌中常见的主题。胡适通过用进化的观点来讲述诗歌历史，进而展望诗歌发展的未来，这样既迎合了大众的接受期待，同时巧妙地赐予了新诗出场的合法性。
在《谈新诗》一文中，胡适进一步用“进化观”具体讲述中国诗歌诗体的演变，为白话新诗诞生寻求依据：“我们若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的变迁，方可看出自三百篇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来的。”所谓“诗体的进化”，具体而言则是“诗体解放”、是“自然”。在这一理论的观照下：“三百篇究竟还不曾完全脱去‘风谣体’的简单组织，直到南方的骚赋文学发生，方才有伟大的长篇韵文。这是一次解放。……汉以后的五七言古诗删除没有意思的煞尾字，变成贯穿篇章，便更自然了。……这是二次解放。五七言成为正宗诗体以后，最大的解放莫如从诗为词。……这是三次解放。……直到近了了他的“进化观”，更重要的是依照新的文学史观，白话新诗作为“第四次诗体大解放”的里程碑式的文学形态，成功地进入新的文学史的叙述。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胡朝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