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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意识与主体觉悟(2)

2016-04-22 01:01
导读:中国人的忧患意识绝不是源自于人生的苦恼和原罪,所以它引发的是一个正面的道德意识,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的忧虑,是一种责任感。与此相联系的是

    中国人的忧患意识绝不是源自于人生的苦恼和原罪,所以它引发的是一个正面的道德意识,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的忧虑,是一种责任感。与此相联系的是敬、敬德与天命等观念。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忧患的最初表现是“临事而俱”的负责认真的态度。从认真负责引发出来的是戒备、谨慎、恐惧的“敬”观念。“敬”逐渐形成一个道德观念,即“敬德”。另一方面,中国上古就已经有“天道”、“天命”的“天”之观念,华夏民族的“天”虽然表面上与西方的上帝相似,为宇宙的最高主宰,但天的“降命”则是由人的道德决定,这又与西方宗教意识中的上帝大不相同。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天命”、“天道”通过忧患意识所生的“敬”而步步下贯,贯注到人的身上,便成为人的主体。因此,在“敬”之中,我们的主体并未投靠到上帝一边,我们所作的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肯定。在“敬”的过程中,“天命”、“天道”越往下贯,我们的主体就越得到肯定,彰显出自我肯定的价值。表面看来,中国人是通过“敬”的作用肯定自己;但本质上,是通过“天道”、“天命”的层层下贯在自己的真正主体中肯定自己。《尚书·召浩》说:“唯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唯恤。呜呼!易其奈何弗敬!”召公在对他的侄子成王的告诫中,已经由忧患(恤)说到了“敬”。召公认为,无穷无尽的幸福,都是上天所降,但是,切记不可只知道安乐而忘记忧患。永远处在忧患之中,保持着戒慎虔谨的态度,天命才可以得到永保,否则上天会收回福扯。召公在这里深深感叹:“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民用憋,王其疾敬德。”“敬德”最后又演变成“明德”,所以((尚书·康浩》说:“惟乃不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这是周公告诫康叔的说话,要康叔发扬文王的美德,要明智谨慎,特别在施刑方面,须公正无私。至于“天命”,《尚书·召浩》又说:“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意思是天不但可以命吉凶,命历年,而且可以命“我”以明哲。天既然命“我”以明哲,“我”就应该好好尽“我”的明哲,那就是“敬德”,就是明德慎罚了。无形的“天命”,终于取决于人类自身的“敬德”与“明德”。反之,如果人堕落了,不能“敬德”、“明德”,“天命”必然随之消失。所以,如欲“受天永命”(《尚书·召浩》),就必须“疾敬德”。否则,“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浩》)。 (转载自http://www.NSEAC.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通过“敬德”、“明德”决定“天命”、“天道”的意义,是一个道德秩序,相当于希腊哲学中的公正。然而后者的含义远不及前者丰富深远。孟子的民本思想,源自《尚书·泰誓》中的“天视自我明视,天听自我民听”。这两句话言近旨远,天没有眼耳等感官,天的视听言行是由人民体现的。也就是说,统治者和人民的关系是“民贵君轻”,人民说你好,那么表示上天也认为你好;人民说你坏,那么上天自然也认为你坏。因此,人民的革命寓示统治者统治的不合理性,就统治者的方面来说,则是自革其“天命”。人民在“敬德”和“明德”之中,得以正视和肯定“天道”和“天命”的意义。“天道”与“天命”不单在人的“敬之功能”中肯定,更在人的“本体”中肯定。因此,道德的秩序也就是“宇宙的秩序”。
    四、主体的觉悟—真实主体性的形成
    牟宗三认为,“天命、天道乃通过忧患意识而步步下贯,贯注到人的自身,使之作为人的主体,因此,我们的主体并未投注到上帝那里去,我们所作的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肯定。m [6)唐君毅认为:“忧患意识使人不再从无常的天那里祈求降福,而反诸自身之修德配天,把传统宗教下的天德,转化为自觉的人德,这正是理性的运用。a>(4}“优患意识的产生即是人类精神上开始了人的自觉。每一个人的自身,即是一个宇宙,即是一个普遍,即是一个永恒,可以透过一个人的性、一个人的心,以看出人类的命运,掌握人类的命运,解决人类的运用。a,(71

    “天命”与“天道”既然下降而为人的本体,那么人的“真实的主体性”就会立即形成。这里的主体不是生物学心理学意义上所谓的主体,即它不是形而下的,不是“有身之患”的身体,而是形而上的、体现价值的、真实无妄的主体。孔子所说的“仁”,孟子所说的“性善”,都由这种真实主体而导出。中国人性论中的主流思想,就是这样形成的。在西方人性论的主流理论中,人性直接是人的自然属性,没有从超越的天下降而为人的主体。西方的上帝与人类的距离极远。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西方文化中的“天命”观念,与中国传统的“天命”观大不相同。西方文化中的“天命”,对于人类是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他们只讲神差遣耶稣来拯救人类,却并不讲“天命之为性”而正视人自己的觉悟。西方文化中的天人关系,依然停滞于宗教的形态,没有如中国的孟子一样,发展出天人合一的哲学。中国哲学从先秦的孔子开始,注重人的道德主体性,到了孟子的性善论,人的真实主体性得以确立,从此中国传统哲学进入牟宗三所说的“道德形而上学”的漫长时期,这种道德形而上学以“心性”为核心范畴,主导着中国哲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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