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母语”的诗性创造(1)(2)
2016-05-12 01:12
导读：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小说”成为了各自所属族群的叙事方式和民族文学新的文体，他们的创作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全国范围而言，有回族
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小说”成为了各自所属族群的叙事方式和民族文学新的文体，他们的创作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全国范围而言，有回族作家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藏族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分别获得“茅盾文学奖”，还有满族作家赵大年、朱春雨，回族作家张承志，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等，仫佬族作家鬼子，土家族作家孙建忠等的小说创作也取得了重大成就，获得了文坛广泛认同和理论家的高度评价。当代四川的少数民族作家，如：藏族作家意西泽仁的《依姆琼琼》、《松耳石项链》、《野牛》等，藏族作家阿来的《旧年的血迹》、《尘埃落定》、《鱼》等，藏族作家索朗仁称的《沉浮》，回族作家木斧的《孤独》，回族作家马寿宇的《孤独的庵房》，土家族作家陈川的《独猴》、《梦魇》等，彝族作家巴久乌嘎的《梦幻的星辰》等小说均获得过不同级别的文学奖。他们将小说的创作类型、流派、风格和技巧等等的运用再结合本民族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再现通过汉语这个载体实现了本民族文化形象的再创造。同时，他们以自己汉语创作的小说开创了本民族历史叙事的崭新叙事方式，这种新的叙事方式强化和凸显了本民族文学的发展态势；他们以创作主体对创作对象和创作内容的真实体验和感悟确立起了民族文学发展新的文学样态，从而让中华文学又增加了一股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生力军，他们的汉语小说作品大大丰富了当代文坛。
二、语言意识转向：四川当代少数民族汉语小说语言变革
当代四川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小说贡献着自己民族的智慧，取得了较高的成就。纵观四川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小说创作的发展历程，在小说语言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语言观念”和“语言风格”等层面上。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在语言观念层面，由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语言观转向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语言观。如：以藏族作家降边嘉措的代表作《格桑梅朵》为例，这部小说主要围绕解放军进军西藏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整部小说采用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对立的
政治意识来塑造人物形象并展开故事情节，所以其中的小说语言处处体现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点，“革命的浪漫主义应当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列入文学的创造里去，因为我们党的全部生活、工人阶级的全部生活及其斗争，就在于把最严肃、最沉着的实际工作跟伟大的英雄气概和雄伟的远景结合起来……”①：汉语叙事中对当时西藏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革命现实主义的表述和控诉，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现实理解为一种发展，一种在对立物的不断斗争中进行的运动”……以及对藏、汉之间的情谊和共产党与藏族平民之间的感情进行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再现和讴歌，这些在整部小说的言辞之间体现得非常突出，而且还有很明显的二元对立（如：奴隶主与奴隶、旧西藏与新西藏、奴隶主与共产党……）的表述模式一直左右着小说情节结构和小说叙述语言。这大概也是受社会意识形态和国家话语影响下的20世纪50年代我国少数民族作家共有的语言叙述模式，比如满族作家老舍的小说《正红旗下》，蒙古族作家马拉沁夫的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蒙古族作家李准的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彝族作家李乔的小说《欢笑的金沙江》等等。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时期以来，受20世纪以来各种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如初期的表现主义、存在主义、直觉主义、精神分析学等，和后期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新历史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以及在国内“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乡土文学”、“都市文学”、“新写实主义”的影响，四川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创作，特别是汉语小说的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小说创作的数量上、创作风格上、创作语言上等都呈现出了多样性、丰富性和现代性的特点。小说语言的使用在“第一母语”思维模式指引下实现了具有明显的现代意识的叙事技巧的转变，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语言不再过多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而开始根据小说塑造人物和展开故事情节的需要自由地寻觅和锻造语言表述的最佳方式来达到最佳效果，他们用纯熟的汉语表述来十足地体现自己母族的语言思维特色，把小说中汉语的使用推向了更臻圆润和成熟的境地而不露痕迹，成功获得了对汉语的高超驾驭能力。如：彝族作家巴久乌嘎在其小说《阳坡花》中“那时候还没有枪，距离有枪的日子不远了……”用完全的汉语表述的却是自己母语的思维方式，把彝族的述源思维与现代汉语的表述结合起来，在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建立起了自己的语义场，达到了具有彝族特点的独特的语言使用效果。藏族作家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中“力图使汉语回到天真，使动词直指动作，名词直指事物，形容词直指状态。”②表面上非常标准的汉语表述方式却隐藏着藏民族自己的文化心理因素，通过干净的汉语的能指表达却能在语言的所指的意义中体现出本民族的思维习惯和情感表达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