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母语”的诗性创造(1)(3)
2016-05-12 01:12
导读：语言风格方面。早期以藏族作家降边嘉措、回族作家木斧等为代表的汉语小说创作中的汉语显得单薄、简单，在小说言辞的叙述当中，往往是汉语中不时夹
语言风格方面。早期以藏族作家降边嘉措、回族作家木斧等为代表的汉语小说创作中的汉语显得单薄、简单，在小说言辞的叙述当中，往往是汉语中不时夹杂着汉译过来的藏族或其他民族母语中的一些词语、谚语、比喻、想象的表述等等，成为了“汉语＋汉译民族语”的外显的简单拼装形式。在中国当代文坛之初，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中汉语的这种使用方式非常明显地显示出了各民族的生存环境、历史传统、伦理道德、风土人情、精神形态等等，这种鲜活的汉语风格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具有异族特色的审美感受和文化特色，从而大大充实了当时几乎是“汉文学”独霸的文坛，民族文学中以民族
诗歌和民族小说的方式直接跻身于“汉文学”的重围而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较之老一辈的少数民族作家20世纪50年代开始尝试着用汉语进行小说创作较晚状况，四川少数民族新一代的小说作家从小就接受了“第二母语”（汉语）的教育，从小学—中学—大学—工作岗位，汉语成为了学习、工作、交流的主要沟通工具，因此他们对汉语词汇、语法、句法的娴熟掌握直接影响到了他们在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汉语小说创作语言风格的变化。年轻的少数民族作家开始在老一辈作家的基础上，更深入地挖掘汉语深层的表述方式，就像新一代藏族作家意西泽仁所言：
“小说的确是语言的艺术，尤其是对于我们直接用汉语来写作的民族作家来说，语言似乎显得更为重要了。我觉得这里有个内在和外在问题，如果把民间谚语、俗语、和比喻一味地朝自己的作品中放，而人物想的和干的事情又不像这个民族的人，这就有些像外国人唱京戏一样，使人觉得有些滑稽。语言的民族特色应该是内在的，在作家的叙述语言和作品人物的等等语言上，如果不用谚语和比喻之类的东西，读者也能感到这个民族独特的心理素质和文化氛围，那么这种语言就真正有民族特色了。”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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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小说创作中，他们不再满足于之前“汉语＋汉译民族语”的浅表的、简单的语言运用，不再停滞于对本民族文化、历史、伦理、心理、精神等的直接呈现，他们开始转向通过汉语语言的艺术性创造来展现本民族深层的民族性，在汉语与各民族语言对话的张力场中很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本民族母语的叙述方式，让本民族文化特性和人文精神在汉语排列组合的方阵里很独特地显露出来。按照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观点，在四川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进行小说创作的近五十年历程里，他们对汉语的使用经历了从语词的横组合方式转向了联想组合，前者是显然出现（ｉｎ ｐｒａｅｓｅｎｔｉａ）的词语在场的聚集，而后者是潜伏的词语通过在场展开的、暗示的隐藏（ｉｎ ａｂｓｅｎｔｉａ）的聚集④。比如：在藏族作家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里显然就没有了早期藏族作家小说中为了凸显民族特色而使用的一系列的藏式语汇的横向的组合等等，反而是通过纯粹的汉语表述来从小说深入透露出藏族自己的思维习惯和审美特点；或者说，作家在进行小说创作之前就已经拥有着人类意识、民族文化与汉语叙事之间的深层熔铸的能力；或者说，作家所使用的汉语本身就是从作家的内心世界长出来的语言的禾苗，是作家自在的精神之花的自由的绽放。是“汉语写作表达出的却是浓浓的藏族人的意绪情味，能给人以独特的美感享受。”⑤作家阿来在淡化小说发生的背景和人物的性格变化的隐性叙事中实际上让读者能联想到藏民族的文化风貌和民族精神。汉语在他的笔下已经展露出自己母族文化不断被丰富过程中的精髓，通过纯汉语的表述实现了借助汉语而抵达更深的民族内在体现的彼岸，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凤姐形象塑造訾议
论新世纪四川长篇小说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