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真理(2)
2016-06-13 01:01
导读：舍斯托夫的求学时代，恰是俄国的社会和文化发生大变革的时代，西方近代理性主义思潮涌入俄土，与俄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尖锐的碰撞。公元九世纪，俄国
舍斯托夫的求学时代，恰是俄国的社会和文化发生大变革的时代，西方近代理性主义思潮涌入俄土，与俄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尖锐的碰撞。公元九世纪，俄国基辅女大公爵奥尔茄接受了基督信仰，随后，俄国接纳了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希腊东方正教。中世纪末期，君士坦丁堡沦入回教徒之手后，俄国教会便挺身捍卫东方基督教的真理，主动负起保存基督真传的责任，继续与西方基督教分庭抗礼，坚持宗教热情的首要性，反对西方教会偏重理性，这就是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十八——十九世纪，西方近代思潮涌入以后，无神论、虚无主义开始在俄国泛滥(巴枯宁、克鲁泡特金、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俄国宗教思想家们认为，这是西方基督教理性化的后果，因此，必须坚持反对理性形而上学，坚持以整个生命存在去体悟神性的真理的道路。舍斯托夫的思想正是在当时俄国反抗虚无主义的斗争的背景下出现的。
舍斯托夫自述，是莎士比亚的那句阴郁的“这时代纷乱无绪”的话把他引入了哲学，他带着“我们怎么办，我们能做什么”的问题，满怀热情地转向康德，但他发现康德以及其前人和后人不仅不回答他的问题，反而掩盖问题，以形而上学的普遍性、必然性来哄骗处身于分裂、困惑、矛盾和不幸中的个人，以理性的安慰和平静去掩盖个体切实感受到的生存的痛苦和怀疑。从此，他毅然转向真理的另一个不同的来源一一圣经，决心与哭喊的先知和使徒们为伍。②因为，从圣经中舍斯托夫领悟到，理性知识所提供的真理被人类的苦难征服了，真实的至高真理乃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真理，对于这种真理，人类的眼泪比形而上学所揭示的必然性更有力。由此，舍斯托夫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面临经验存在的恐怖时，我们是跟着希腊的智者们呢，还是跟着约伯和先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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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启示的关系问题，一直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大难题。源于雅典的理性真理和源于耶路撒冷的启示真理，在西方思想史上实在可谓“对立的统一”。一方面，基督宗教在理论形态上的确立和扩展，没有希腊理性主义几乎是难以设想的，基督教思想史上起支配作用的奥古斯丁主义和阿奎那主义就是无庸多加说明的例证。另一方面，形而上学的思辨哲学传统，又总是一再暗中勾销神性的真理，坚持理性明证的最高权威，把启示判为迷信，把圣经贬为粗陋的神话。用舍斯托夫的话说，从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以至胡塞尔的哲学传统，坚持要耶路撒冷向雅典谢恩求拜，坚持启示的真理没有理性明证的批准就是妄念。这些理性哲学家和知识论的大师们，总是以研究垂直线、平面和圆时所持有的冷漠与平静来研究约伯式的痛苦和喊叫，他们只习惯于从意识的直接材料中去寻求真理，然而，由此理性思辨寻求到的普遍必然的真理，就是摆脱上帝。
舍斯托夫对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式的调和圣经启示与希腊哲学的理性真理的做法颇有微辞，对坚持推进理性真理的形而上学更是拚死反驳，坚决反对任何借助希腊理性的合理原则来解释圣经的企图。在他看来，把任何东西摆在上帝之上的一切企图，无论是观念的，还是物质的，最终都引向一片荒凉和虚无。
舍斯托夫的立场当然显得偏激，但是，在西方思想史上，舍斯托夫绝非孤家寡人。远自德尔图良、圣彼得·达米安、马丁·路德、帕斯卡尔，近至克尔凯戈尔、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舍斯托夫的同路人，在启示与理性的张力中，他们从古至今构成了另一条思想路线：即坚决维护圣经真理，拒斥希腊哲学的理性智慧，主张不寻求理性证明、也不可能得到理性证明的信仰——圣经的信仰，才是真理的来源。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舍斯托夫在诸多方面(尤其是信念的彻底性和著作的风格方面)都让人想起二世纪的拉丁教父德尔图良。德尔图良宣称，真理在圣经之中，除此而外无真理可言，哲学家的思想渊源于魔鬼，雅典与耶路撒冷没有任何关系。在舍斯托夫的著作中，人们不仅能一再读到这些主张，而且，就文笔的犀利、尖刻、激烈、迫人而言，舍斯托夫比德尔图良这位即使在文学史上也有一席之地的大师也毫不逊色。不妨说，舍斯托夫乃是二十世纪的德尔图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