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小说中自审意识的成因(1)
2016-06-24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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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鲜明的自审意识使张爱玲的小说总是流露出对人生的哀感
摘要 鲜明的自审意识使张爱玲的小说总是流露出对人生的哀感理解、对人性的悲观认识和对人类文化困境的拷问。其自审意识主要源于她极盛而衰的家世、缺乏温暖的童年、特殊的文化环境及沦陷区的生活经历。对这些因素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张爱玲的作品。 关键词 张爱玲;自审意识;人性
张爱玲虽然声称其小说要展示的是“人生安稳的一面”,但在创作中却惯于揭示“在不可避免的时代沉落中人的生存状态”,抨击腐朽文化对人性的消蚀。揭露现代文明对人心的蒙蔽,流露出对人生的哀感理解、对人性的悲观认识和对人类文化困境的拷问。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充溢着对人生否定倾向的文本总是使读者产生强烈的悸动和不安。文本中鲜明的自审意识穿透斑驳参差的生命表象,自觉地审视着生命与存在。这种自审意识主要源于她极盛而衰的家世、缺乏温暖的童年、特殊的文化环境及沦陷区的生活经历。
(一)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同光“清流派”的中坚人物,外曾祖父李鸿章更是中国近代
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显赫的门第和祖上的余荫,使得张家的后人过着丰裕的生活。这也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软弱无能的遗老遗少,一半生活在现在。一半生活在过去,对昔日繁华的追忆成为其亲族们在落寞现实处境中的日常功课。张爱玲极为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阶层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并对它进行深刻的剖析,反映到创作中则表现为对于人情世事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与审视。从她作品中一贯笼罩的浮华虚无的哀感气息和面对沧桑变幻的无限慨叹来分析,经历了几世荣耀而日渐没落的颓败家族带给她的,可能是一种强烈的失落者心态;又时逢内忧外患、文明轰毁的特殊历史时期。生性敏感多思的张爱玲由此很容易对人性、对文明产生悲观的认识,甚至将人性中丑恶的一面加以放大。家庭的沉沦、社会的混乱对个人来说是个可怕的梦魇,但对走上以文为生的小说家张爱玲来说,却成为她认识生活、揭露人性缺陷的一笔宝贵财富。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二)
在海明威看来,要成为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就是不愉快的童年。这种情形古今中外广有佐证。张爱玲亦是如此。《私语》中记述了她孩提时代的往事:“领我弟弟的女佣唤作张干,裹着小脚,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我的何干,因为带的是女孩。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我不能忍耐她的重男轻女的论调,常常和她争起来,她就要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她后来说:“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胜过弟弟。”显然,性别意识此时已在张爱玲幼小的心中萌芽。在她8岁时,家庭内部出现了破裂的阴影:先是典型封建遗少式的父亲嗜毒成瘾,那个会吟诗作赋、有着深厚旧式文化教养、对女儿的写作才华颇为赏识的父亲渐渐远去。不久,父母离异,张爱玲便开始生活在由鸦片、后母等构成的死气沉沉的旧家庭氛围中,得到的不是爱的温暖,而是封建家长制的专断、粗暴,直至与后母发生矛盾而被父亲囚禁虐待达半年之久。这使她最终逃出父亲的旧家来到她眼中“理想的”带着罗曼蒂克之爱的母亲的新家。在张爱玲的童年时期,母亲曾两次出国,后又与父亲离婚,母女间是聚少离多,母亲之于张爱玲自然会产生一种“辽远而神秘”的感觉。然而,这层神秘的面纱很快便在母女朝夕相处的现实中褪去,起因却是毫无浪漫感的、由母亲供给的生活与教育费用——金钱,她甚至能从母亲的神态中察觉到母亲“一直在怀疑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母亲的家很快就“不复是柔和的了”。少时的家庭变故加重了张爱玲的敏感自审气质,促使她在以后的创作中大多从两性婚恋、家庭矛盾的角度揭露人性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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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成长于中国新旧文明交替间杂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旧的东西正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新旧文化并存是那个时代的主导文化形态,而滋养她创作的又恰好是有着新旧杂糅文化的上海、香港——中国现代殖民大都会的典型代表城市。这里处处流淌着因华洋文化杂处而显得冲突、尴尬、耐人寻味的奇特文化景观。丰富驳杂的东西方文化交汇带给张爱玲的。并不是“五四”文化精英所取的传统与反传统的对立思考方式,而是绕过非此即彼的简单对立模式,站在城市的一角冷眼旁观、无情审视着她所面对的城市。她的家庭背景使她谙熟古老中国生活圈里的一切,她的封建遗少式的父亲让她对清朝遗老文化最不堪的一面深有体会。同时,母亲的影响、公共租界、西式教育等,这些切身体验使她能够跳出单一的文化范式,以较为客观的局外人眼光看待东西方文化各自的局限和尴尬。正如她在《双声》中与炎樱的对话:“现在的中国和印度实在是不大好。至于外国,像我们都是英美的思想空气里面长大的,有很多的机会看出他们的破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