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翔凤经学思想研究(1)(2)
2016-08-01 01:01
导读：宋翔凤以《公羊》之义解说《论语》，可能受到刘逢禄的影响。刘逢禄早于嘉庆十七（1812）年便撰成《论语述何》二卷，刘逢禄以为：“《论语》总六经
宋翔凤以《公羊》之义解说《论语》，可能受到刘逢禄的影响。刘逢禄早于嘉庆十七（1812）年便撰成《论语述何》二卷，刘逢禄以为：“《论语》总六经之大义，阐《春秋》之微言。”郑玄等古文经学家以训诂名物的方式，并不能究明其中的大义，为此，他“追述何氏（休）《解诂》之义，参以董子（仲舒）之说”〔18〕，以公羊学说解释《论语》。不过，创始之人难为功。虽然刘逢禄的《论语述何》在卷帙内容上，远远不及宋翔凤的《论语说义》，但却对宋翔凤的思想有所影响。
不仅《论语》之中保存有孔子的“微言大义”，而且《尚书》、《易经》之中亦有保存。他说：“《尚书》者，述五帝三王五伯之事，蛮夷滑夏，王降为霸，君子病之。”孔子为了“戒后王，制蛮夷，式群侯”〔19〕，在写作《书序》时，“于诛纣则阙其文，于周公摄政则微其辞，以见圣人处变非常异谊也。”〔20〕因此，《尚书》之中保存有孔子的“微言大义”。
《易经》一书中含有丰富的历史变易思想，宋翔凤对《易经》有所研究，著成《周易考异》二卷，主要考证诸本文字的异同，和当时考据学者的研究，实无太大区别。他以为《易经》之中包含有孔子“太平之世”的理想，“明天道以通人事”，与《春秋》“纪人事以成天道”〔21〕相辅相成。《易经》“四德”，通于《春秋》“五始”，“《易》有四德，《春秋》有五始。”〔22〕《易经》与《春秋》之义相通。
今人以为《礼记·礼运》篇成书于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23〕宋翔凤认为《礼运》之中亦包含了孔子的“微言大义”，他说：“《礼运》为七十子所传之大义”，其中包含有“据鲁、亲周、故殷、绌夏之说”，“《礼运》一篇，皆发明志在《春秋》之义。”〔24〕《礼运》，“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六君子，以素王当之，亦继君子之号。”〔25〕宋翔凤对于《礼运》篇中所描绘的大同远景深信不疑，他称井田制度是先王所立“经常之法”，〔26〕他在详考历史上关于井田制的种种说法之后指出；井田一废，虽然“渺无遗规可见，而至今诵班固、何休之言者若恍亲三代之治。”〔27〕那种否定井田制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还要求君主选用贤人治国，“为邦家立太平之基”，〔28〕使天下人民“各安其居，乐其业，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29〕这正是《礼运》篇所描绘的大同图案。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宋翔凤以《春秋》之义贯之《礼运》，对大同太平世的向往等，对于康有为的思想有所影响。康有为撰《礼运注》，将公羊三世说理论与《礼运》大同、小康之论结合起来，指出中国二千年来，皆为小康之世，目前已到了向大同世转化的关键时刻，“将纳大地生人于大同之域，令孔子之道大放光明。”〔30〕要求清政府立即变法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制，致中国于“大同之域”；又撰《大同书》，宣扬大同理想。〔31〕尽管康有为所言的大同理想与宋翔凤所言的太平世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但二者之间似有一定的思想渊源关系。
宋翔凤不仅认为儒家典籍里贯穿着《春秋》大义，甚至于老子所著《道德经》亦与孔子之说相流通。他说：“老子之说，通乎《易》与《论语》。”〔32〕在他看来，老子著书，正是用来阐明黄帝自然之治，即《礼运》篇所谓“大道之行”，故其书先道德而后仁义；孔子六经，阐明的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时代的政治，也就是《礼运》篇所说的“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孔子用六经“申明仁义礼知以救斯世”，因此，“黄老之学，与孔子之传，相为表里者也。”〔33〕
自庄存与复兴今文经学之后，今文经学的阵地不断扩大：庄述祖以公羊义说《夏小正》，刘逢禄不仅光大了《春秋公羊》学，而且以公羊之义说《论语》和《易经》；宋翔凤则以公羊之义解说群籍，将今文经学的阵地从原有的今文典籍上，扩大到《四书》、《礼运》，甚至老子之书。在宋翔凤看来，“微言之存，非一事可该；大义所著，非一端足竟。”〔34〕因此，各种典籍之中，都可能含有孔子的“微言大义”。龚自珍则以为五经之中皆贯串着孔子的三世理论，并著《五经大义终始论》及《答问》九篇，专门予以论述。〔35〕于此可见，随着今文经学的发展，今文经学家试图以《春秋》之义贯于群书的治学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