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病态人格的镜子(1)(2)
2016-08-17 01:04
导读：尽管近代以降,科举作为一种举拔官僚的制度已经取消,但做官发财的社会心理并没有消弭,“名、钱、做官”仍然是大多数人“‘三位一体’的宗教”［2］
尽管近代以降,科举作为一种举拔官僚的制度已经取消,但做官发财的社会心理并没有消弭,“名、钱、做官”仍然是大多数人“‘三位一体’的宗教”［2］,而这里面无疑“做官”是排在第一位的。小说《我这一辈子》的主人公说:“学手艺一辈子逃不出手艺人去,即使能发大财也高不过大官儿不是。”［3］66《四世同堂》中的祁瑞丰认为做官就是一切,“别的都是假的,科长才是真调货”［4］143。《老张的
哲学》中的老张是个小学教师,同时也做小生意,但他最大的目标是进入政界当官。他认为经商没意思,是用臭汗挣钱,而一当官不用下力气就什么都有了。《文博士》中的文博士在美国
留学时就处处注意结交朋友,以便日后回国“能打入社会的最上层去”,对比他钱多,身份高的,他特别地注意,因为“咱们联合起来,将来回到国内,这是个势力”。“想当初,一个寒士中了状元,马上妻财位禄一概俱全。咱们就是当代的状元,地位,事业,都给咱留着呢;就是那有女儿的富家也应当连人带钱双手捧送过来!不是咱们的希望过高,是理应如此!”［5］
老舍笔下鲜有高官,多为普通城市贫民,他们不是北平的士大夫阶层,终其一生也难进入“仕途”的人生格局,但“官本位”已成为一种生命追求,进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成了他们的人生理想以及对后代的全部希望。《二马》中的老马虽一生不曾做官,却总幻想自己“能做高官,享厚禄,妻妾一群儿,儿女又肥又胖”［6］。小说《牛天赐传》中的牛老太太是商人的妻子,但她认为人最好的出路还是当官,她娘家是官宦之家,她也深感自己有做官的才能,只可惜投错了胎成了女儿身,她以此深深为憾,到老还保存着一枚早已作废的官印,视为珍宝。她把全部的心血都花到抱养的孩子天赐身上,希望他以后能做大官,在周岁“抓周”时一心巴望着他能抓到这枚官印。天赐懂事后,牛老太太反复给他灌输做官的理想,“福官,你这可快要做学生了,听见没有?事事要有个规矩”。“好好的念,长大成人去做官。”直到死,牛老太太也没有忘记对天赐进行读书做官的教育,“你呀,天赐,要强,读书,作个一官半职的,我在地下喜欢”［7］480。这确是普通中国人自我设计出的生活理想,如果自己实现不了,就放到孩子身上。《正红旗下》中“洗三”的风俗也反映这一文化心理。把新生的小孩子放入盛着槐枝艾叶熬成的苦水的大铜盆中,“洗三”老太太边给孩子洗澡边念叨:“先洗头,作王侯;后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洗洗蛋,作知县;洗洗沟,作知州”［8］13。二姐过年和父亲守岁时,对“我”的希望首先就是将来长大了,“至少也得来个骁骑校,五品顶戴,跟大姐夫一样”［8］46。其次才是多念书,“中个进士”。条件稍好一点的家庭会逼着小孩多吃,因为“官样孩子的基本条件是多肉”［7］445。从这些寻常百姓家抚养孩子的习俗中可以看到人们对下一代做官的祈愿。风俗,作为一种具有群体性的生活方式,它的背后是特定时代的社会心理。老舍笔下的这些民风、民俗,映射出民间“官本位”思想的盛行。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存在决定意识,官本位的观念是由官本位的现实决定的。中国封建政治的特点和核心是专制,专制就要通过官,官是封建权力的体现者和实施者。官本位得以确立就是因为官在维护封建王朝上的关键作用,无官就无王朝,皇帝只要有官在手就可以实现他的统治,为了保证统治,官也就被赋予极大的权力,由于在任命上是由上而下的授命制而非民选制,所以官员只需对上负责,加上无健全的监督机制,所以官员在地方上有极大的特权,既是现管,又可以牟取私利,自然令人垂涎。对于民来说,官是统治者,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里,当然是又惧怕又崇拜,官成为整个社会的中心。人们羡慕官、崇拜官、相信官、怕官、恨官又想当官,一些人为当官无所不为,当了官更是为所欲为。
二、 奴性人格的不同表现
“官本位”思想的另一表现就是“主奴”双重人格。中国专制制度下的官员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上、对权势的“奴性”,其次就是讲究“官派”“官威”的主子性,这当然主要是对下而言了。鲁迅曾说:“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9］传统的封建中国,是以血缘伦理为基础的宗法社会,整个社会生活,是由礼教秩序与政治权力相结合而支配的。传统文化讲究“君臣有定”、“长幼有序”、“贵贱有名”、“夫妇有别”等。宗法制度必然是一个以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为核心的等级制度。奴性人格因等级制度的人身依附性,而表现出双重特性:对于尊者、长者等表现出遭奴役、受支配的奴性;而对于卑者、幼者等,则又表现为奴役、支配他人的主性。这在官场上表现最为突出,如果说传统家族中的“尊卑”还往往具有浓厚的人伦亲情因素在里面的话,那官场中则是赤裸裸的建于利害之上的“主奴”关系了。对上、对有权势者,人们敬畏如虎,唯唯诺诺,在他们面前丝毫不讲人格、尊严,更不消说原则、纪律了。因为“能够用势力压人和避免挨打,在他,是人生最高的智慧”［10］。谁都想当官,不管是如冠晓荷那样的北平传统“雅士”,或文博士那样的现代“文明”绅士,都利用各种关系,或附庸风雅、行贿受贿,或用洋文凭欺世,利用裙带关系,削尖了脑袋往官场中钻。只要有关系或“运动”到了关系,谁也都可以当上官,哪怕你是拉洋车的出身,把“立正”喊成“闸住”,只要“明天你姑父作了什么官儿,你就可弄个教官当当;叫‘闸住’也没关系,谁敢笑教官一声呢”［3］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