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2)
2016-12-05 01:00
导读：在一般人看来，当今发达的传媒业正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空间。对此，上海大学的蔡翔在发言中探讨了“纸面媒体与文学生产经验”的关系。他先
在一般人看来，当今发达的传媒业正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空间。对此，上海大学的蔡翔在发言中探讨了“纸面媒体与文学生产经验”的关系。他先着眼于微观，分析时尚类杂志生产的特点：一，不靠发行获取利润，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并根据对读者群的定位寻找广告商，再由此组织刊物的叙述方式，因此，它面对的其实是“小众”而不是“大众”；二，当刊物确定它的读者群的概念后就是叙述，即表达一种生活方式，并以此来检验我们的生活是否“时尚”；三，极力抓住未来的可能性，提供关于未来而不是关于过去的想象，比如关于“家庭”、“幸福”、“身份”、“健康”的未来想象与可能性。蔡翔认为，正是第二、三部分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某种生活方式转化为表意叙事，并成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以“时尚”或“不时尚”的观念来控制我们。再来看文学，从表面看，出版社鼓励长篇小说的繁荣，但实际上版税的影响非常大，艺术创新在版税制度面前退缩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正不断萎缩，使文学创作的基础被削弱，这将影响后十年长篇小说的繁荣。另外，文学杂志要进入市场，也产生分层现象，一部分杂志专为“白领”，一部分专为“顶级富人”……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种真正的大众也许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不属于“时尚的”高档消费群体；就此而言，寻找新的读者也就是寻找没有被遗忘的精神诉求和历史记忆。
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关于“市场与文学关系”的发言倾向于寻找文学与市场的同一性。他说，古人有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作家放弃了精神自主性，也应该理解为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和社会的交换方式。当代文化市场与传统相比自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正如历史上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破坏文学的精英价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增进文学向多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可能性，大众传媒也将促进文学活动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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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的韩毓海在发言中对比西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所着力描摹的是一个“情”的世界。他说，无论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的
政治经济学理论，福科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对不同时期市民社会、平民社会和大众社会的区分所做的贡献，都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传统。他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文学家笛福为例，亚当·斯密和笛福在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角色都曾前后置换，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畴、实证和条分缕析的理性传统。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他举《海上花列传》和《马桥词典》为例，认为这些小说并非环绕一个中心，其中许多非理性行为只能用一个“情”字来解释。像《海上花列传》中三人连环套的故事情节表明中国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思路始终没有解决“情”的问题。“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来解释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视作这种传统的投影。韩毓海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以西方理论诠释当今复杂的中国文化/文学现实的怀疑。
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对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较成功的
期刊或媒体书目注意在市场和体制之间寻找平衡，而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边缘。他说，90年代以来市场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加入，网络空间的出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看法，而目前社会对新经济的兴起还有所忽视。伴随网络兴起而诞生的是新经济神话，所谓“眼球经济”，追求点击率，人们对网络的热情，引起跨国资本和外国基金的关注。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业余思想者、写作者和新网络群体纷纷出现。另外，网络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经典，像《大话西游》现象，其实是网络讨论的结果。在进行上述分析后，罗岗还提出网络文学必须应对的问题，比如在版权、作者和传播问题上如何抵制资本的压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保护和发扬民主精神，但他认为目前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因为网络文学毕竟徘徊于资本与市场之间。面对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费振钟对作家协会在目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作协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已不能满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协会无力组织文学生产，作家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作协活动，在作协活动中经常看不到作家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