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3)
2016-12-05 01:00
导读：(二)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
(二)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切入角度，大家对这十五年来文学经验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尽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制之间打擦边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望。90年代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学资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现了80年代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作者其实是80年代的朦胧诗人。虽然其间有转换得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并不乐观。他认为，这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即文学是怎样的，文学与经验的联系，特别是与那种既凝聚着个人化、又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联系。现在关于都市的叙述中看不到中国都市发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中有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层还是程式化的。从文学技术层面看，小说的呈现能力如对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远不如对故事过程叙述得好，作家的描写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维。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继续走红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比如莫言的作品忽好忽坏，表明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断能力；王安忆则相反，她是自觉与思想界保持互动的作家，由于过于自觉，创作陷入另一种观念化倾向。《上种红菱下种藕》表达了一种情怀，但这种情怀可以写一篇好的散文，作为小说，她最想表达的却不是目前写出来的。因此，倪文尖认为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会更具有价值。
对文学现状的反省逐渐深入到对研究者自身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
复旦大学的郜元宝对一部分会议代表研究方式的改变提出质疑。他说，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但今天却转向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方法论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现代人更关注文学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关心，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从文化跳到文学，但从事文化研究后还能不能回到文学研究?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的对立面，似乎个人感性、经验走到头了；另一套术语：民族国家、资本、权力等成为大辞条。他希望有一部“词典”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词语之间的断裂。否则，这样的研究将导致危机，因为我们把文化研究出发点上的东西丢掉了。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