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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红色经典”的经典气质(1)

2017-01-30 01:04 【内容提要】
文学艺术界关于“红色经典”经典地位的学术争鸣正在继续，本文试以经典一般所应具有的经典品性为参照系，着重论述“红色经典”的超越时空性、内涵普适性以及民族文化史诗性特征，进而说明“红色经典”的经典气质，也以此与陈思和教授等对“红色经典”持质疑态度的学者相商榷。 【关键词】 经典/红色经典/品性/气质 　　　　一
20世纪末以来的文化艺术界，一边是大众文化市场对“红色经典”改编的热潮不减（注：据广电总局统计，从2002年至今，两年间有近40部“红色经典”电视剧列入规划批准立项，共约850集。），一边是理论界对“红色经典”经典地位的质疑（注：陈思和：《我不赞成“红色经典”这个提法》，《作品与争鸣》2004年第8期，第74页。）。由“红色经典”所引起的“乱花迷眼”的局面，实质反映出理论界厘定“经典”品格和“红色经典”经典气质的困惑。
欲用一种共通的理论模式对体裁多样、内涵复杂、风格迥异的文学作品加以概括，并作出精确的理论界定显然相当困难。但理论概括的困难并不妨碍我们对某部作品是否达到了经典的高度、是否具有超越性的艺术生命力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称得上“经典”的作品还是有一些大家共同认可的条件特征，诸如经典文本所应具有的超越时间性、内涵普适性、民族文化史诗性等品性，这也是我们分析具体作品是否具有“经典”品性的切入口。就一般意义而言，经典具有以下三个品性特征：
第一，时空超越性——这是经典确认的基本尺度。
尽管能超越时代的作品并不一定是经典，但文学经典必定是那些能够经受时间洗礼历史涤荡的文本，否则就难以享受“经典”的殊荣。一个具体的经典文本，它不可避免地或深或浅地打着作者所处时代的烙痕；也常常因作者认识结构、知识水平、世界观、价值取向等影响而贴上作者独特的个体性标签，但经典作品的魅力不会因为这些因素的影响而有所消解。它既不会因为政权的更替而被读者遗忘，也不会因为思想原则、舆论的变迁而过时，从而成为历史的遗物。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第二，内涵的普适性——这是经典核心价值之所在。
经典能够穿越时空隧道，并在价值与美学维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普适性。“它体现了文学文本作为历史事件对当下生存主体在美学维度上产生的重大影响，体现了作为个体的文学文本对历史的穿越。”（注：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吉首大学学报》2003年第12期，第86页。）经典是以经典的方式触及、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展示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同时又具有“超越而开放的人类文化品格”，渗透着对人类、民族和个人生存与命运的深层关切，揭示人类精神探索的伟大历程，是推动人类走向文明的有力力量。
第三，民族文化史诗性——这是经典的文化史学意义。
一般以通俗而非学儒式样式出现的经典，具有深厚的民族哲学文化背景，它语言表达的艺术、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所揭示的问题都透露出了作者所在民族的文化特征，体现与该民族思维方式的一致性。在漫长的社会接受过程中经过民族的集体审美再创造，作品渗透了读者所认同的思想感情、道德观念、审美理想，经典化的血液也在不知不觉中浸润他们的思维肌体，经典保留了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也是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
　　　　
二
“红色经典”肇端于20世纪90年代流行乐坛掀起的“红太阳”热，紧随其后，由红色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电影或电视剧风靡荧屏。在市场与影视圈、文艺界的共谋中，一个新的短语“红色经典”克隆而出，并取代了以前“红色文学”、“十七年文学”优秀作品等杂乱称呼，走入了人们的视线。
对“红色经典”的质疑也首先是对其能经受时间考验的怀疑。对《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作品自问世到成为经典间隔几百年时间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经典”判定，即潜意识地认为“经典”所需经受历史经验的漫长时间当以百年为计量单位。陈思和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如果“要找经典作品”，“只能从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注：陈思和：《我不赞成“红色经典”这个提法》，《作品与争鸣》2004年第8期，第74页。）作品中寻找，显然在他看来，创作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是不能称之为“经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