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容忍论（之二）(1)(2)
2017-01-30 01:04
导读：胡适终身信仰自由主义，坚守自由思想，不但倡导容忍精神，在朋友中倡导互相容忍，并做容忍的活表率，而且站在自由思想的立场上，反对各种不容忍，
胡适终身信仰自由主义，坚守自由思想，不但倡导容忍精神，在朋友中倡导互相容忍，并做容忍的活表率，而且站在自由思想的立场上，反对各种不容忍，尤其反对用过激的行动破坏社会的秩序，造成社会的残酷，使社会缺少容忍。1925年11月29日，北京愤怒的群众因抗议段祺瑞治下的北洋政府当局，迁怒于为北洋政府当局说话的《晨报》，放火焚烧了《晨报》馆。对该不该焚烧《晨报》馆，陈独秀和胡适的看法完全相左。陈独秀认为“该烧”，并责问胡适“以为《晨报》不该烧吗？”陈独秀对胡适有知遇之恩。“从胡、陈的相交中，不难看出，胡适与《新青年》和北京大学的因缘关系，都系陈独秀促成。胡适的新知旧学固然不错，陈独秀对他的知遇之恩，在他的成长道路上不能不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注：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因为这样的因缘，胡适极为尊重陈独秀。但面对陈独秀不容忍的言行，胡适极为痛心，更对陈独秀走向激烈斗争，背离《新青年》注重启蒙，和平争取自由，推动社会进步的途径深感忧虑，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长信给陈独秀，直言痛斥陈独秀的不容忍，为捍卫容忍，不惜与陈独秀决裂。胡适信中说：
《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的眼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注：胡适：《致陈独秀(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56页。）。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胡适从驳斥陈独秀“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入手，直言陈独秀这种态度非常不容忍，完全背离争自由的目的。胡适强调“争自由的唯一理由”，“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并对激进主义的不容忍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悲凉。胡适还指出，他和陈独秀是“两个朋友”，虽然两人“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仍不失为老朋友的根本点就是有“容忍异己的态度”。这是两人做朋友的“最低限度”。胡适明确地宣言誓死捍卫容忍的精神，如果陈独秀丧失“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那两人就会变成“仇敌”。胡适态度之鲜明坚决，显示出对自由思想的无限忠诚。随后，胡适回忆往事：1919年6月9日，陈独秀亲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大约有十几条。交由胡适，把它译成英文”。11日晚“餐后，陈独秀、邓初和我三人上新世界去散发传单，王星拱、程演生往城南游艺园去散发传单”（注：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1—63页。），陈独秀在发传单时被侦警发现并被捕。陈独秀入狱后被严加看管，后染时症发寒热。胡适等《新青年》同人甚为焦急，奔走营救。在营救陈独秀的名流中，不但有北京大学的师生，社会上的先进知识分子，甚至也有反对陈独秀的文学革命的顽固派。胡适在叙述这段历史时，非常动情地说：
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还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