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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领导重庆抗日文化运动的主要机构及其

2017-03-01 01:03 抗战爆发后，全国许多地方迅即掀起了抗日文化运动的高潮，最初以上海和北平为全国南北的中心。1937年11月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重庆后，特别是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定重庆为陪都后，重庆不仅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而且是全国抗日文化运动的中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对重庆抗日文化运动领导权上随即进行着日益激烈的斗争。
1938年10月，武汉被日军攻占前后，《新华日报》社、《中央日报》社、全国“剧协”、“作协”、“文协”、“青协”等大批文化机构、团体和郭沫若、阳翰笙、老舍、曹禺等文化名人，都先后随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委会迁到重庆。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香港等地的文化界人士纷纷转移到祖国大后方，数月间就有几千人转移到了重庆等地。在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形势下，重庆的抗日文化运动也迅猛发展，各抗日团体、机关、学校，到处进行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抗日救亡的歌声响彻重庆城乡。1938年10月10日，在重庆举行了以宣传抗战为主题的中国第一届戏剧节，历时22天，有1500名专业和业余的戏剧工作者参加演出，参演剧团20多个，公演《保卫卢沟桥》、《八百壮士》、《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40多个，观众达10多万人次。还有25个街头演出队，如怒吼剧社、国立剧校、华北宣传队等，进行了为期3天的大规模街头剧演出，盛况空前。戏剧节不仅对正在发展中的各种戏剧，尤其是话剧进行了一次大检阅和交流，而且推动重庆的抗日文化运动达到了一个新高潮。
但是，抗日文化运动的高涨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1939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一系列的反共政策。国民政府成立了戏剧审查委员会，颁布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1938年12月29日国民党中央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公开叛国降日后，重庆和全国各地的讨汪运动空前高涨。1939年1月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密电通令：严禁各地文化团体举行拥护国策的示威游行，声言：“游行示威妨碍战时秩序，应严行禁止。如违，即予严办。”于是，重庆的各抗日救亡团体相继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打击和迫害，抗日文化运动遭到压制和破坏，由高潮进入了低潮。幸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指引，抗日文化运动才得以在艰苦环境中坚持和发展，以后又转为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抗日民主运动，取得了巨大胜利。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重庆的抗日文化运动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变化，其根本原因应在重庆抗日文化运动的领导机构及其指导思想中去探讨。
当时重庆驻有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有关机构和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的有关机构，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对重庆的抗日文化运动进行着领导和指导。
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后，为了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文化运动的领导，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后又称文化组)，开始由南方局宣传部部长凯丰任文委会主任，周恩来任副主任，秘书徐冰，委员有冯乃超、潘梓年和胡绳等5人。不久凯丰回延安，文委会直接由周恩来领导，徐冰协助他管全面，也兼管文艺工作，冯乃超兼有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可以说是南方局与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联络员，协助郭沫若进行工作，潘梓年主管新闻界，胡绳主管出版界。南方局文委会对抗日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就是中共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是总的指导思想。194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党在文化运动上的任务》指出：“团结一切抗日不反共的文化力量，建立文化运动上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向着一个共同目标：反对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反对黑暗复古主义；发展进步的文化力量，发展民主思想，主张思想自由，研究各种学术，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推进中国文化向前发展。”这些主要的、正确的方针政策，都是南方局文委会领导重庆和国统区抗日文化运动的重要指导思想。由于南方局文委会从重庆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正确的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从而推动重庆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