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文化视觉中的杜拉斯(1)(2)
2017-04-17 01:04
导读：1914年，玛格丽特·杜拉斯出生在越南西贡附近的白人居住区，直到1932年离开越南，她的童年和生活环境都与印度支那有关，后者也构成了她最天然并沉留
1914年，玛格丽特·杜拉斯出生在越南西贡附近的白人居住区，直到1932年离开越南，她的童年和生活环境都与印度支那有关，后者也构成了她最天然并沉留在潜意识中的文化之根。童年的生活留给她的也许就是那每日无休无止流动的湄公河水，也许就是她和哥哥在南亚丛林中那些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也许就是那一具具因为没有饭吃仅靠没有成熟的芒果充饥而死去，尔后被扔在沼泽地中的儿童尸体；也许就是七月的海潮来临时那些背井离乡，划舟远行的当地人。这些经历的深刻背景决定了其东亚文化的特性。诚如杜拉斯在她与格扎维埃·戈蒂埃在《话多的女人》中所叙述的那样：“然而，湄公河却留了下来，我就在河边睡觉，玩耍，我在湄公河边生活了十年之久，它留在了我心中”（Duras and Gauthier, Les parleuses 137）。她在另一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居所》的谈话录中，说得更加明白：“她(杜拉斯的母亲——引者注)没有时间照看我们，再也不去想她的孩子们，因此，我们就到处乱跑，不是整日呆在树林中，而是在小河边、在湍流的小溪边流连往返，我们所称为的小溪就是那些奔向大海的湍流。我们打猎。那里的童年与我们这里的完全不同，你瞧，我们与其说是法国人，不如说是越南人。现在我才发现了这一点，我们法国血统的外表，法国籍的这种外表完全是虚伪的。我们跟那些越南小孩一样说越南语，跟他们一样不穿鞋……母亲常给我们说：‘你们是法国人’，等等” （Duras and Porte， Les Lieux de Maguerite Duras 60）。她在《文字的色彩，与多米尼克·诺盖关于8部电影的访谈录》中也非常明确地谈到了这一点：“我出生在远东，是克里奥尔人，我一直在那里，在越南生活到17岁。我的越南语跟法语一样流利。18岁时，人家告诉我‘你是法国人，应该回法国念大学’。我很难适应你们的国家。我是用这个国籍报户口的，而且我总该到什么地方上大学吧”（Duras, La couleur des mots 26－27）。在杜拉斯的头脑中，越南所在的印度支那成了她的母国文化，成了她构筑人生的起点和源泉。“你们的国家”作为母国文化最大的敌人横在杜拉斯面前，但也是杜拉斯心中最希望认同的土地。杜拉斯痴迷和认同印度支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和她的家人经常受到生活在越南的殖民地白人统治者的排斥和鄙视。在充满自传色彩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伊甸影院》中，杜拉斯都触及到了这种伤痛：“苏珊感到自己很可笑，她的可笑显而易见，自从她踏上电车通往上城区的公路，就不知不觉产生了这种感觉，这种感觉不但得到证实，而且越来越强烈，当她到达上城区中心时，已经为时已晚。嘉尔曼错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走在这些街道和人行道上，走在王公贵族们中间。不是所有的人都具备同样的行走权利。他们好像都有明确的目标，行走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和同类中。而苏珊则没有目标，不是他们的同类，从未在这个舞台上露过面”（Duras, 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 133）。“下午5点，午休之后，白人得到了休息，连晚凉也冲过了。他们身着白装，清净洁白，走向网球场。……我的裙子让我难堪，简直是婊子的裙子。我满脸不自在，心里难受”（Duras, Eden cinéma 109）。白人在这所城市里建立起属于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文化飞地”，书中的主人公把自己和那些行走在其中的白人区分开来，她在白人中间属于另类，在她的观念中，她不是白人。她的遭遇就是杜拉斯及其家人在越南生活的真实写照。直到1987年杜拉斯发表《物质生活》时，她对越南的怀念和认同如故，时间的推移并没有改变她对越南的感情：“我的故乡是水乡，是湖的故乡、是从山上奔流而下的湍流的故乡、是沼泽的故乡、平原上充满泥土味的河流的故乡，下雨天我们在河里避雨……人一旦长大成人，所有这一切便成为身外之物，我们不可能永远把这些记忆带在身边，而把它们存放在最初形成的地方。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Duras, La vie matérielle 70）。对东方文化的偏爱和执着在几乎所有允许她说话的地方，她都会毫不犹豫地表达这样的观点，而且越是与法国文化接触的时间长，与它的融合度高，她对东方文化的怀念就越强烈。即使到1990年，杜拉斯在《中国北方的情人》中，依然表达了对法国的厌恶、对童年故土的怀念，抹不去的愁情跃然纸上：“不管在什么地方，她法文考试总拿第一名，厌恶法国，无从解脱远离童年故土的乡愁，吃不惯带血的煎牛排，喜欢文弱的男子，浑身洋溢着世上少见的那种性感”(31)。但是，由此就说杜拉斯完全认同印度支那，把越南作为母国文化，其社会环境和文化根基还非常脆弱。她母亲常说的“你们是法国人”这句话却时不时地冲击她头脑中的固有观念，她在面对越南人时所享受到的优厚待遇使她不自觉地拉开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也使她在潜意识中不自觉地接受法国文化。“与往常一样，司机让我坐在前面，他旁边专门留给白人的座位上”(Duras, L’Amant 16)。她在与格扎维埃·戈蒂埃在《话多的女人》中的对话就是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