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文化视觉中的杜拉斯(1)(3)
2017-04-17 01:04
导读：格·戈—“因为你拥有双重文化，每一个人只能有一些等待、渴望、想象的东西，而你则体验了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才能够接受，但是却不能体验。” 玛
格·戈—“因为你拥有双重文化，每一个人只能有一些等待、渴望、想象的东西，而你则体验了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才能够接受，但是却不能体验。”
玛·杜—“你知道，我的母亲为了修建堤坝而倾家荡产。我已经叙述过了。18岁时，我离开那里来这里参加哲学考试，这是我生活的第二部分，上大学时，我不再想自己的童年。那实在太痛苦了。我彻底掩盖了。我在生活中步履蹒跚，我这样对自己说：我呢，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这里的一切对我而言都是那么陌生，但是我曾经生活过的国家却是灾难，是殖民主义，是这一切，不是吗？”（Duras and Gauthier, Les parleuses 136）
法国人与越南人这种认识观念上的对立在杜拉斯身上引发了文化特征的模糊，使其成了没有文化之根的悬空者，也成为她后来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文化冲突的根源所在。这时，杜拉斯所赖以生存的文化模式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使她在两种文化模式之间摇摆不定。“文化模式是特定民族或特定时代人们普遍认同的，由内在的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价值取向、习俗、伦理规范等构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或者说是基本的生存方式或样法。……文化模式以内在的、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制约和规范着每一个体的行为，赋予人的行为以根据和意义”（李小娟22）。杜拉斯的整个创作过程经常在认同不同文化模式的矛盾中摇摆，既难摆脱根深蒂固、有着东方民族精神和殖民地时代精神、有着东方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价值取向的童年以及形成这种文化模式所经历的童年生活的人物和事件，又难完全融进写作时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其中、都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每一个动作和习惯中体验着的法国文化。法兰西文化模式的建立以及内涵的形成对杜拉斯而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杜拉斯需要从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价值取向、习俗、伦理规范等方面，从生活习惯到写作习惯努力适应法兰西文化模式的要求。她的叙述手法耐人寻味，对法兰西文化模式的认同的过程同样令人深思。 二、文化冲突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1932年，杜拉斯在18岁时回到她的故乡——法国，她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都有了较大的转变。原来那种充满野性的亚洲人的习惯，原来那到处都埋着小孩尸体的沼泽地，到处都是青芒果的森林忽而变成了法国外省那彬彬有礼的居民、经常交往着的法国人。无论是生活背景，还是生活习惯都经历了跨度相当大的转变。杜拉斯经历了重大的历史转折，这种转折带来的是文化的断裂。经历了18年与西方文化接触的空白，杜拉斯要建立自己与母国文化的联系，其最大的障碍恐怕就是她从出生一直成长到18岁，同时也被自己认同为母国文化的印度支那。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刚刚回到法国的杜拉斯心中东方文化必然要占据统治地位。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杜拉斯存在一种心理障碍，她从东方文化中带来的生活经历和习惯，她本身所具有的生活内容都与她眼前的这种母语文化格格不入。她便自然而然地要产生一种没有母语文化的羞耻，她自认为无法把自己融进法兰西文化，她眼中的自我完全是法兰西文化(自己的母语文化)的异端。她心中产生了极大的恐惧，而且成为两种她所属于的文化的冲突，她便莫名其妙地恐惧起来，她更无端地羞辱起来，这种心理表现在创作中首先是对法国文化的否认。如她在《情人》中所叙述的那样：“我们是白人的孩子，我们有羞耻心，我们也卖过我们的动产家具之类，但是我们没有挨过饿，……那时我是在硬要我顾及羞耻心的情况下拿起笔来写作的”（杜拉斯，《情人》8-9）。
在西方文化中所产生的羞耻心恰恰来源她过去引以为荣、习以为常的越南、印度支那。这时，她开始犹豫不决，甚至不知所措。为了达到与自己母语文化融合的目的，她甚至把自己回到故乡的一切活动完全与童年的经历隔离开来。在她看来，愈是远离童年时的生活与经历，就愈能把自己融进母国文化。因此，在创作的初期杜拉斯把自己严严实实地隐藏在自己作品的后面。为了避免这一文化上的尴尬，杜拉斯在创作第一、二部小说《厚颜无耻的人们》和《平静的生活》时，便把目光瞄向了能够体现法兰西文化特征的外省。杜拉斯完全把自己置身于法国文化的大背景之中，小说中的家庭，无论是达纳朗一家，抑或是维勒纳特一家都在小说开始时搬到了外省。两个家庭周围的地理环境以及社会关系纯粹是法国外省式的，那里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和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家庭关系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诸如福楼拜、莫里亚克等法国文学史上的传统作家。就连小说中所描述的个人感情与家庭利益的冲突也与莫里亚克所表现的家庭悲剧接近，然而莫里亚克描述的是自己亲身感受、深刻理解的家庭悲剧，他把那些没有爱情、各怀鬼胎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冲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可以说，他那饱蘸情感的笔端抒发着自己的愤怒和绝望，那是他感情体验的结晶。莫里亚克所感受到的那些家庭悲剧与矛盾是建立在自己的生活基础上的。由于杜拉斯描述的是她刚刚回到法国时的生活经历，她与法兰西文化的接触还很肤浅，对所描述的外省生活缺乏真实感受，对那种外省环境缺乏深刻的认识与理解，所以她在小说中的描写只能是非常肤浅的粗线条。没有了赖以生存的生活基础，作品所能引起的反响就可想而知。然而为了能融进理念中属于自己的法兰西文化，杜拉斯硬着头皮与她当时还很陌生的法兰西文化进行了第一次试探性的接触。其目的只有两个：忘记那让她羞于启齿的印度支那的童年生活，“彻底掩盖”自己曾经体验过的异国文化；通过这种描写直接把自己融进法兰西文化。作者的这番良苦用心并没有被法国读者所理解，没有人注意到这位初涉文坛的年轻作者。无奈之中，杜拉斯把自己的创作瞄准了她最不愿意触及的童年、最不愿意提起的印度支那的痛苦经历。然而，笔端一旦触及她最熟悉的生活经历，杜拉斯的文笔便开始流畅起来，叙述也自然而真实了许多。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