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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原罪”与历史功绩(1)

2017-05-15 01:05 从组织管理的角度看，现代社会有三大支柱：一个支柱是政府官员。纳税人花费一大笔钱，让他们管理政务，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安全和自由。第二个是知识分子和非政府组织的组织和管理者。他们不但担负着科学文化的传授、研究、更新等重任，还要批评和监督政府，维护自身的权益，发展社会的自治事业。第三个，企业家，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组织者。三者缺一不可。
　　商业化是现代社会运行机制的重要基础，商人（企业家）是社会财富的重要创造者。中国思想文化的重大问题之一，是没有理直气壮为商人创造财富的历史功绩讲话。　　有过实业（工业）救国的呼声，但是从20世纪开始，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常盛不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倡民生主义，主张土地国有，关系国计民生的工业和交通企业国营，“毕其功于一役”，冀图限制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家（商人）的发展。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后来演化为研究系），曾反对孙中山土地国有的错误主张，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悲惨景象，也宣称“同人确信社会生计上之不平实为争乱衰弱之原，故主张土地及其他生产机关宜力求分配平均之法。”1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个思想流派的部分追随者（以张君劢为代表）组织中国民主社会党，提倡国家社会主义，提出要学苏联的计划经济，“国家以公道与平和的方法吸收或转移一大部分私人经济的社会生产上剩余价值而由国家用于再生产。”2研究系的重镇张东荪在40年代也主张以苏联为榜样，放弃经济自由，以计划经济取而代之，“对外贸易完全由国家办理”，办集体农庄；对失去经济自由后，他所珍视的思想、学术和言论自由就失去生存的基础毫无警觉。3国民党则继续讲民生主义。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国民党、共产党以及中国民主同盟等中国各派主要政治力量在经济领域里的纲领居然基本上是相同的。背后的共同理念是：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家是社会不公乃至罪恶的源泉，因此，所谓关系国计民生或经济命脉的企业、矿山和铁路、航空等必须掌握在国家手里，从而为效率很低的国有企业的大量扩展提供了依据。　　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的社会精英不成熟，对现代主流文化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没有把经济自由放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的基础位置。再加上中国有深厚的泛道德主义的传统，经常把道德判断摆在整个社会评判的首位。于是，面对西方社会出现的世界性的难题：什么是社会不公的根源和对策？极端思潮乘虚而入，认为富人特别是商人是罪魁祸首，消灭他们就是消灭罪恶，是建立公正社会的前提。　　看待社会问题，书生议论、政治家决策和历史学家的评判三者应该有别，各有各的价值。书生（知识分子）有揭露、批判和监督的义务。处士横议，言论自由，意见纷纷，揭露矛盾，推动改革，才会天下太平。政治家则要瞻前顾后，全盘考虑，尊重民主、法治，通过制度性的民主程序冷静决策。合格的历史学家既不是政治家的吹鼓手，也不应迎合极端思潮，他们的责任是冷静、客观寻求历史真实，公正地评判是非，为后来者提供鉴戒。　　关于财富和商人、企业家，我想有几个观念应该认真清理：　　头一个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看法。过去比较极端的批判家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罪恶夸大了，将工业化过程中工人的贫困夸大了。这些错误观点在中国的知识层中至今仍然影响很大。　　其实，国外一些学者早已指出，随着产业革命，包括童工、女工在内的整个工人生活水平是提高的。产业化、工厂制度的特征就是商品大批量生产，带来多数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从早期的纺织业到20世纪的汽车产业，如果不面向大众，能够生存和发展吗？对童工的残酷剥削是控诉资本原罪的最激动人心的证据；但是，人们不应忘记产业革命前儿童的死亡率很高，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儿童死亡率大幅降低。“资本主义在英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就是工人的生活水平不断趋于提高的过程。”4这个结论与中国人所受教育差别很大，却有可靠的数据为依据。以英国为例，“就实际工资而言，林德特和威廉森对1755——1851年不同工人群体成年男性从业者实际全时工收入趋势的研究数据表明，农业工人的实际工资1851年与1755年相比，增长了约52.8％，非熟练工人同比增长了110.3％，熟练工人同比增长了77.7％，前三类工人群体之和的蓝领阶层同比增长为77％，白领阶层同比增长约178％。所有工人同比增长约134％。”5 　　许多中国人看过夏衍写的《包身工》，不少人为之流下热泪。包身工一般以三年为期，“一个包身工进厂后约有三个月的学习期，工厂每月补贴膳宿费6元，，学成后每天工资0.38元，全部为包工头所有，三年期满后……为包工头白做三月。”6在此期间生活费用由包工头负责，每年仅给家长10元。剥削的确非常厉害，包身工的生活状况是悲惨的。但活活饿死更残酷，所以父母甘愿让儿女去受罪。同时，这仅是当时学徒制度的一个部分，而且采用包身工制度的行业很少，不能概括学徒生活的全貌，更不能代表工人生活的全貌。　　包身工制度20世纪三十年代在纺织业中出现。可是纺织业培养新工人主要靠养成工。据1934年上海银行的调查，著名的申新三厂、四厂适应推行标准工作法和发展的需要，从1932年7月起设立养成班，大规模培养养成工。“学艺期间，定为三月，期内膳宿，均由厂中供给。第一月给予一元津贴，第二月一元五角，第三月两元。其工作时间，在学艺期中，每日八小时学艺，三小时授课。如三月期满艺成，可与普通工人同样以货计资。而工作时间亦延长至十二小时（但实际工作时间仅十一小时，即午前九时，午后三时，各予以十五分钟之休息，正午十二时午餐，则休息三十分钟），每日除工作外，仍需授课一小时。”7从工厂来说，无论是养成工还是包身工，所付资金是一样的，但有黑社会背景的包工头克扣了包身工应得的收入。因此，包身工问题的实质是黑社会渗入工人的培养和管理，与其说是资本家的残忍，毋宁说是政府无能，没有好好取缔、打击压迫工人的黑社会帮派势力。　　至于当时工人生活情况，“根据1923——1929年间的九种调查，在华北，一个成年人每年的生活费用约需40元左右，每一家（3.6个成年或大小人口5－6人）约需150元；在华东，每人约需60余元，每家约需250元左右。”1929年上海男工每月平均工资为17.52元，女工是10.56元，童工（学徒大致相同）为8.16元。1930年全国“27个城市工人每月工资，除少数例外，几乎都未超过20元，约有半数在15元以下”。8通过这些粗略的数字可以证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工人和工人家庭的收入虽然不高，但在业的工人是可以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的；一个人做工可以维持几个人的低水平的生活。那时工人的劳动时间一般是十小时，有的长达12小时。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