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究竟有没有“封建社会”(1)(3)
2017-05-28 01:22
导读：何新说：“五种生产方式公式的理论背景一是古典进化论的单线演化模式，一是欧洲中心主义。然而，对于亚、非、拉地区的大多数民族和国家来说，由于
何新说：“五种生产方式公式的理论背景一是古典进化论的单线演化模式，一是欧洲中心主义。然而，对于亚、非、拉地区的大多数民族和国家来说，由于它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欧洲是那样地不同，它们不仅从未走过欧洲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且也从未经历过希腊、罗马那种奴隶制以及中世纪欧洲那种封建制的道路。但是三十多年来的中国历史学却一直在做两件事。第一是试图尽可能地削足适履，扭曲、删改、修正中国历史，以便把它塞进这个历史公式的框架内。第二就是在“历史规律”的名义下，将这个公式神化成不允许怀疑和批评的神圣教条。”[6]
确切地说，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只是西欧历史演进的模式，并不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普遍规律。据一些
世界史和中国史学者的研究，无论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都没有五方式论的那种发展模式。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需要从各国历史的特殊规律中总结、归纳出来，不能靠简单的逻辑推理得出，更不能以偏概全。
甚至就是历史规律本身，人们至今也并没有搞清楚。论者往往不加思考地运用着“历史规律”或“历史发展规律”这类名词去说明一切被论及的历史问题，却并不真正了解这些名词的确定含义。王和、周舵说，历史规律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他们认为：“历史规律，是历史学家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描述和归纳，即对多次出现的具有相似性的历史现象和过程的描述。”[7]如果对历史规律的认识过于简单化，就会导致历史研究的盲目性和片面性，这也是以往一些错误的根源。
7、历史研究与政治的关系
潘文提出“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已经将所讨论的问题政治化：谁若是不承认中国中古社会是封建社会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或者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仅此还不够，潘文又进一步把这个问题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联系在一起：“对秦汉以来社会封建性质的认识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及其纲领的关系是如此之密切，绝不只是不同的看法而已，而是必须十分严肃、慎重对待的问题。”进而提出，如果否定中国中古为封建社会，近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指半封建）是不是搞错了？”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但是对于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定性，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作认真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而是苏联人——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施加的影响。对这个问题，李洪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中有详细的介绍：“学者们一般认为，最初指明中国之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是列宁”，“但是，列宁对中国社会的复杂情形，毕竟不了解。当时，在共产国际内部，也没有中国问题专家。”[8]在并不了解中国情形的情况下做出的对中国社会的概括，究竟有多少科学性呢？
为了维护这样一种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论断，而不惜歪曲中国古代的历史，岂不是有违历史学求真的原则吗？学者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最近召开的有关封建名实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上，有学者认为不应将近代和古代扯到一块，近代史问题不应影响到古代史的研究。还有学者说，对近代的反帝反封建也应从新认识。
应该承认，封建问题曾经是个政治问题：为了革命的需要给中国社会定性。现在革命任务早已完成，就得由政治向学术转化，还历史以真面目。定性、命名是上世纪的任务，现在重要的是认识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党领导人民革命实践的结果，并不是“封建论”的功劳。况且反帝、反封建只是一个大目标，后来还有更具体的目标、任务。抗战时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时期“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类口号就起着更直接的作用。
二、中外学界对“封建社会”问题的反思
近几十年来，西方历史学界对西欧封建主义feudalism做了大量反思性研究。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术语过于宽泛，缺乏严格规定性，难以概括西欧的中古社会，因而主张抛弃它。不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大部分中世纪学者采取了一种比较慎重的态度，尽可能在他们的著作中避免使用这一词汇。另一些学者则是在他们的著作中一边批判这一概念，一边使用它。现在西方史学界似乎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态度，那就是尽管我们可能不必要完全抛弃这一概念，但是如果它一定要被使用的话，那只有在有Fief即领地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也就是说，要按照其词源对Feudalism进行严格的界定。”[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