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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1)(2)

2017-06-27 01:02
导读:国学倡导者的出发点最初不在研究而在保存,以求养成国民的爱国心,所以强调抱残守缺,政治或文化关怀明显高于学术追求。此后,西学的精密系统日益

  国学倡导者的出发点最初不在研究而在保存,以求养成国民的爱国心,所以强调抱残守缺,政治或文化关怀明显高于学术追求。此后,西学的精密系统日益影响其学术兴趣。国学保存会每月开讲习会,商量旧学,相互切磋,并请刘师培担任正讲师。与守旧学者不同,国学倡导者大都从事新式文教事业,从私人书院式传习转向凭借近代大众传媒。而对这一舶来品版面的模仿,很容易引起固有学术表述形式的改变。从传统札记变为近代学术的标志——论文,以《国粹学报》为最早[25]。该报从第5年起,政论性社说明显减少,而以学术著作为替代。第6年更取消社说,代以纯学术的通论。国学保存会还准备开设国粹学堂,因经费不足而罢。但所拟定的学科预算,清楚显示出近代国学的内涵与旧学大相径庭。其学制为三年,科目包括经学、文字学、伦理学、心性学、哲学宗教学、政法学、实业学、社会学、史学、典制学、考古学、地舆学、历数学、博物学、文章学、音乐、图画、书法、翻译、武事等[26],至少形式上与旧学分科截然不同,采用了西学的分类法。   国学保存会对后来的国学研究影响极大,或者说,它显示了近代国学研究共同路向的基调。从清末到民初,有章太炎开办于东京的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章氏弟子马裕藻等人发起的北京、杭州国学会,谢无量、廖平、刘师培、宋育仁等人执掌的成都国学馆(后改名国学学校、国学专门学校),罗振玉、王国维的《国学丛刊》(1911年北京、1914年日本),唐文治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吴仲、沈宗畸等人的《国学萃编》(1908年北京),陈尔锡、吕学沅等人的国学扶危社及《国学》杂志(1914年东京、北京),倪羲抱等人的国学昌明社与《国学杂志》(1915年上海),南社姚光等人的《国学丛选》。统治者方面,张之洞等亦主张保存国粹,倡设各省存古学堂及古学院,还有人奏请设立国学专门学堂[27]。这一时期的国学,从主张、章程、科目看,抱残守缺的一面更为凸显,但也吸收西学。东京国学讲习会宣称:“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28]王国维更直接反对言学者有新旧中西之争,“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指争论者为不学或不知学之徒。他认为:“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29]官方倡导,虽被斥为“挟其左右学界之力,欲阻吾民图新之先机,以是为束缚豪杰之具辞”[30],而且张之洞确有重守成轻研究之意[31],但以国学为专门,本身就是对西学影响的回应。一些青年如顾颉刚;显然为此吸引,决心编撰《国学志》。 共3页: 1 [2] [3]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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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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