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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史角度看文学现状——在“广州文艺论坛

2017-06-28 01:04 我首先讲一下最近一个时期文坛对文学的基本评价。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对当下的文学创作要有一个怎样的基本评价。 应该说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的各种批评，几乎充斥于能够见到的大小媒体。但最有趣的还是发生在最近的几起批评事件：一是《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的综合报道，“思想界”的学者认为：“中国主流文学界对当下公共领域的事务缺少关怀，很少有作家能够直面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最可怕的还不只是文学缺乏思想，而是文学缺乏良知。”“在这块土地上，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小说家中，还有没有人愿意与这块土地共命运，还有没有人愿意关注当下，并承担一个作家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其次是岁末，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被歪曲的报道之后，国内作家、批评家作出的激烈反应；第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先生为该所“文情双月评论坛”所写的开场白：“为当今文学洗个脸”。这几起文学批评事件的态度和倾向是非常不同的。思想界对当下文学创作几乎作了全面的否定，而且言辞激烈；在顾彬的“垃圾门”事件中，无论作家、批评家从什么角度发言，都有试图维护当下中国严肃文学形象的意思，尽管前提并不是真相的全部；但杨义先生对当下中国文学的批评，却是一个没有被歪曲的“中国顾彬”。他说： 当今文学写作正借助着不同的媒介在超速地生长，很难见到哪一个时代的文学如此活跃、丰富、琳琅满目。这是付出代价的繁荣，大江东去，泥沙俱下，不珍惜历史契机，不自尊自重的所谓文学亦自不少，快餐文学、兑水文学，甚至垃圾文学都在不自量地追逐时尚，浮泛着一波又一波的泡沫，又有炒作稗贩为之鼓与吹。于是有正义感的文学批评家指斥文学道德滑坡和精神贫血症，慨叹那种投合洋人偏见而自我亵渎，按照蹩脚翻译写诗，在文学牛奶中大量兑水，甚至恨不得把文学女娲的肚脐以下都暴露出来的风气。我们不禁大喝一声：时髦的文学先生，满脸脏兮兮并不就是“酷”。在此全民大讲公德、私德、礼仪的时际，我们端出一盆清凉的水，为当今文学洗个脸，并尽可能告知脏在何处，用什么药皂和如何清洗。我们爱护这时代，爱护其文学，爱护时代和文学的声誉及健康，故尔提出“为当今文学洗个脸”的命题。 杨义先生对“当今文学”的不信任溢于言表，他的基本看法与社会流行的看法没有区别。 我的看法是，“道德化”的批评容易获得掌声，但当今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用任何一种印象式概括或道德化的批评，都会以牺牲这个时代文学的丰富性作为代价。文学批评在否定末流的同时，更应该着眼于它的高端成就。对这个时代高端文学成就的批评，才是对一个批评家眼光和胆识构成的真正挑战。这就如同现代文学一样，批评“礼拜六”或“鸳鸯蝴蝶派”是容易的，但批评鲁迅大概要困难得多。如果着眼于红尘滚滚的上海滩，现代文学也可以叙述出另外一种文学史，但现代文学的高端成就在“鲁郭茅巴老曹”，而不是它的末流；同样的道理，当今文学不止是被夸张描述的“快餐文学、兑水文学，甚至垃圾文学”，它的高端成就我相信很多批者并不了解。而思想界“斗士”们愤怒的指责，其实也是一个“不及物”的即兴乱弹，是不能当真的。他们对当下文学的真实情况，也不甚了了。他们之所以义愤填膺指责或批评当下的文学，只不过这是一件最容易和安全的事情。 事实上，无论对于创作还是批评而言，真实的情况远没有上述“批评家”们想象的那样糟糕。传媒的发达和文化产业的出现，必然要出现大量一次性消费的“亚文学”。社会整体的审美趣味或阅读兴趣就处在这样的层面上。过去我们想象的被赋予了崇高意义的“人民”、“大众”等群体概念在今天的文化市场上已经不存在，每个人都是个体的消费者，消费者有自己选择文化消费的自由。官场小说、言情小说、“小资”趣味、白领生活、玄幻小说的风靡或长盛不衰，正是满足这种需要的市场行为。但是，我们过去所说的“严肃写作”或“经典化”写作，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就其艺术水准而言，已经超过了上世纪80年代是没有问题的。不仅在上世纪80年代成名的作家在艺术上更加成熟，而且超越了上世纪80年代因策略性考虑对文学极端化和“革命化”的理解。比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比如对语言、形式的片面强调，比如对先锋、实验的极端化热衷等。而上世纪9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他们的起点普遍要高得多。上世纪80年代哪怕是中学生作文似的小说，只要它切中了社会时弊，就可以一夜间爆得大名。这种情况在今天已经没有可能。我们之所以对当下的创作深怀不满，一方面是只看到了市场行为的文学，一方面是以理想化的方式要求文学。只看到市场化文学，是由于对“严肃写作”或“经典化”写作缺乏了解甚至是愿望，特别是缺乏对具体作品阅读的耐心；以理想化的方式要求文学创作，就永远不会有满意的文学存在。真正有效的批评不是抽象的、没有对象的，它应该是具体的，建立在对大量文学现象、特别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了解基础上的。 一方面是对当下文学的不了解，一方面则是对文学茫然无知的期待。假如我们也要质问一下这些批评者：你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我相信他们无法回答。即便说出了他们的期待，那也是文学之外的要求。事实上，百年来关于文学的讨论，大都是文学之外的事情。那些对文学的附加要求，有的可以做到、也有的难以做到。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需要民族全员动员的时代，文学确实起到过独特的、不能替代的巨大作用。但在后革命时期，在市场经济时代，再要求文学负载这样的重负，不仅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即便是在大变动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所能起到的作用也仍然是辅助性的，主战场还是革命武装。文学不能救国，当然文学也不能亡国。大约十五年前，谢冕先生在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丛书》所写的总序《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索》中说道：“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受制于百年的危亡时世太重也太深，为此文学曾自愿地（某些时期也曾被迫地）放弃自身而为文学之外的全体奔突呼号。近代以来的文学改革几乎无一不受到这种意识的约定。人们在现实中看不到希望时，宁肯相信文学制造的幻想；人们发现教育、实业或国防未能救国时，宁肯相信文学能救民于水火。文学家的激情使全社会都相信了这个神话。而事实却未必如此。文学对社会的贡献是缓进的、久远的，它的影响是潜默的浸润。它通过愉悦的感化最后作用于世道人心。它对于社会是营养品、润滑剂，而很难是药到病除的全灵膏丹。”许多年过去之后，我认为谢冕先生对文学的认识仍然正确。而当下对文学的怨恨或不满，更直接源于对文学及其功能不切实际的期待。我所看到的当下文学，与那些批评者们竟是如此的不同。我有理由为它高端的艺术成就感到乐观和鼓舞。 我曾经表达过一个看法，说中国的白话文学已经有了百年的历史，百年来白话文学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使白话文学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也使每一位刚出道的青年作家、或者说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在语言、修辞、文体上都要高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青年作家，所以他们的起点是很高的。既然如此，对文学的评价为什么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呢？这不是很矛盾吗？事实的确如此。当经济生活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核心地位被确立起来之后，文学的地位确实“边缘化”了。这个说法虽然是陈词滥调，但我们又不能不承认事实的确如此。另外，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和它创造的时代，已经深植于我们的内心，我们评价当下文学的时候，总是希望或者试图以上世纪80年代作为一个尺度来和当下文学作一个比较。这里面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一是我们如何去评价或者理解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那个时代的文学是通过我们的想象被建构起来的，那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确实产生了很多重要的作家、重要的作品、确实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大时代。但那个时代也确实有它的问题。那时像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那个时代的文学成就在我们的想象中被成倍地夸大了。我们知道，当时一些类似于中学作文式的作品一经发表之后，一夜之间便爆得大名，今天谁要想凭一部分作品一夜之间大红大紫是不可能的。那个时代永远成为过去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的社会处境、文化环境更加复杂。上世纪80年代的刊物，《人民文学》发行到120多万份，像《大众电影》这种大众化的刊物可能发行到800多万份，而现在文学期刊发行数量比过去已经少多了。但我觉得这不是坏事情，而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每个人都关心文学、都是文学的“粉丝”并不是好事情。文学人口被分流，说明了我们社会能够满足每一个人不同的文化需求，不是所有的人都只能捧着《人民文学》或者《大众电影》。不喜欢文学的，可以去美容院、星巴克、桑拿浴、健身房、去网络、去远足……今天的文化生活几乎应有尽有。因此文学人口的被分流就是一个非常正常、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文学人口被分流或者文学被边缘化，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学创作本身发生了不好的变化。 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也一样，比如在1968年美国著名批评家约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