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五”一代的社会学思考札记(1)(2)
2017-07-02 01:31
导读：我宁愿更多地从社会学方面而非生物性节律的事实性方面来看待“代”的同属性，因为它明显更多地是一个社会现象，而非生物现象，尽管我原则上遵循曼
我宁愿更多地从社会学方面而非生物性节律的事实性方面来看待“代”的同属性，因为它明显更多地是一个社会现象，而非生物现象，尽管我原则上遵循曼海姆的界定。
我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分为四组代群：“五四”一代，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生长，二十至四十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的一代，这一代人中还有极少数成员尚在角色之中，第二代群为“解放一代”，即三十——四十年代生长、五十至六十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至今尚未退出角色的一代；第三代群为“四五”一代，即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末生长，七十至八十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的一代；第四代群我称之为“游戏的一代”，即六十至七十年代生长，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将全面进入社会文化角色的一代。
这种区分当然带有年龄层次上的模糊牲，实质性的因素恐怕与个人的社会生活经历及教育不无关联。至于代群中的分化现象，亦应在考虑之内。不过，这种划分大体上可行，其首要的依据在于：1、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历史机制的内在转换；2、各代群所负载的知识类型在当前文化中构成的实际可见的社会冲突。
与此相关的另一问题是代的接续问题(Generationsfolge)。不妨说，“解放的一代”和“游戏的一代”分别是“五四”一代和“四五”一代的接续。不仅当前文化中的知识类型之间的社会冲突或趋同可以表明这一点，心理感受形式和精神品性之间的差异或趋同亦是证明。所以，我把“五四”一代和“四五”一代看作本世纪中国文化的实质性社会岩层，它们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化社会的实质性断层。
五
知识社会学不是文化思想史。深入探究“五四”一代不在我的视野之内，我的主要兴趣已如前述，乃是“四五”一代的内在的社会文化自我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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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学首要关注知识的类型与社会的内在关联。本世纪有三次巨大的人震——地震的死亡人数恐亦不可与之相比——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十年文革(毛泽东主义)。“四五”一代与这三次人震中的一次有特殊的牵缠：参预—退出—反思。这迫使我们对知识分子的“代”的知识社会学考察不得不更多地引向一个专门的题域：知识类型中潜在着的价值意向问题。社会学家舍勒在其《知识的形式与社会》一书，对这一题域的研究有重大贡献。
“四五”一代知识分子大多先有社会历史灾变的涉入，后有学院的知识教育训练，知识类型底层的价值意向具有在先的规定性和自觉性。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一代欧洲(尤其是德国)的知识分子，至少在生成形式上相似。当年流行的所谓“新黄蒲三届”的说法，颇有社会学的刺激性。“四五”一代的知识价值意向与特定而且集中地发生的历史社会事件，有必然而且内在的关联。
但是，严格地讲，“五四”一代虽不象“四五”一代那样，颇为划一地先有强烈的整体性社会投入，再有知识类型的明确摄取，这种情形在“五四”一代中不是绝无仅有的——比如熊十力的例子，不仅如此，“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同样在一连串大的社会变故和动荡中形成。就此而言，知识类型的价值意向与生活关联域的过于直接的连接，不是两代人的实质性差异。事实上，“五四”时代的科学救国主义、经济救国主义、文化救国主义、政治救国主义、教育救国主义以及种种西方思潮的引入，至少从形式上看，“四五”一代在重复。
实质性的地方恐怕在于：尽管两代人都有在先的强烈整体性社会投入，但社会投入的心理意向的实质内涵不同，社会历史事件本身的性质亦绝然有异，这不仅是导致两代人的知识类型的价值意向性差异的原因，而且是使得知识类型之价值意向性的重新提审成为迫切问题的原因。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六
“解放的一代”尽管不是有在先的整体性强烈社会投入，但这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参预及其十年文革的涉历，同样引人注目。就知识类型及其价值意向来看，“解放的一代”颇为特殊。在我看来，首要的特点是知识类型及其价值意向的意识形态同一、整合化。从知识社会学角度而言，这代人的知识类型及价值意向在一开始就被有效地织入意识形态的织体和机制之中。必须注意的是，意识形态绝非仅是一套准知识型思想观念，它更是一套有效作功的社会机制。此外，这一代群的知识类型之被意识形态化，仍与社会历史域有直接关联，意识形态的织体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参预，而非被动采纳。这里依然有激发起知识社会学兴趣的关于价值意向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