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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小说中的南北之辨和南北之旅——以对“庚

2017-06-29 01:01 【内容提要】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心中的“天下”观念渐渐改变，“国家”观念渐渐兴起。与此同时，中国“南”“北”之间的无形界线渐渐浮现。这种分际在“庚子之乱”中由隐而显，也投射在想象与虚构层面的小说叙述中。清末小说对“庚子之乱”的叙述，不仅呈现了这种南北之间的对立，更重要的是，其叙写姿态的变化中王朝的意识形态已潜在崩解；小说在痛定思痛之时，叙述逻辑中已有意无意间使传统道统式微，救赎期待被转向海外，求变思维豁显；传统的循环世界观消退，线性时间观念在想象领域的叙述逻辑中开始登场。在此过程中，“华洋之辨”消失，全球视野出现，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在叙述逻辑上已被虚位以待。 【关键词】 南北之辨/南北之旅/庚子之乱/小说/拯救之旅/逃难之旅 正如诸多论者所识，古代中国人将自己的中央帝国想象成“天下”、“宇内”、“四海”、“八荒”，心中无国界，亦无世界。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便可囊括一切。于是中国士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必漂洋渡海，便足以开拓襟怀；“八千里路云和月”、“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也就足以寄托功名。在这样的世界观中，中国乃是世界的中央，中国的“天子”统御“天下”，中国的帝都自然是天下权威的中心，番邦朝贡的终点。唯其如此，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乾隆皇帝在承德行宫以《敕谕英吉利国王书》回应，“敕谕”二字清晰划出的是君臣分际。迟至林则徐禁烟，在给英国女王的照会《拟颁英国国王照会稿》中仍开宗明义：“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1] 100林氏虎门销烟的壮举所依持的也并非总督之权，而是来自北京的诏命所加封的钦差之威。可是，自此“英夷”却不再“恭顺”，而是以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中国的国门。从中华帝国的钦差“开眼看世界”之刻，从《海国图志》、《四洲志》、《瀛寰志略》、《海国四说》、《英吉利记》等研究西方国家著作的出现蔚然成风之时，从五口通商之年，中国人心中“天下”的观念渐渐改变，国家观念渐渐形成。更微妙的是，在国家观念形成的同时，另一条“界线”却在中国版图上缓缓浮现。中国东南随着通商口岸的集中开始变得华洋杂处色彩斑驳。继而，随着“借师助剿”的战场集中于东南，洋务运动发轫于东南，租界洋场开辟于东南，西来的形而上和形而下随潮而至，在这里催生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节节嬗递，造就了开明求新的人物和思潮，与北方的“京师”走上歧路而遥相颉颃。于是尽管这条界线在彼时中国版图上大多时候隐而不彰，但中国近代守旧与开新之争，排外与自强之辨其实往往与这条南北之间的无形界线默默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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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界线自鸦片战争后，从无到有，一直若隐若现。但在中国历史踏进20世纪的第一年里豁然突显。公元1900年岁在庚子，兴起于北方的义和团之乱，深刻地改写了中国的历史。李大钊后来曾以经济说因果，指出义和团起于对“工业经济压迫的反动”。[2] 180彼时中国的“工业经济”为洋人所操控，但也由中国的“南人”填充。因此在这场动乱中，华洋之辨、新旧之争、南北之辨紧紧纠缠也牵动杀机。义和团排外，将杀洋人称为杀毛子，可他们所杀的“二毛子”中，除了教民，就有同是中国人的“南人”。史书载“团匪又恨南人入骨，意为南人在该处者均受役于洋人，以及在电报局、铁路车站等处与洋人声气相通，故亦欲害之，呼南人曰：‘二毛子’，南人遂被害，出逃者无几”。[3] 161北京的诏命严催江南督抚“杀洋人”、“北上勤王”，可江南督抚与士绅却别有怀抱，冷眼旁观而彼此联手，同“沪上各国领事”和(列强)“来华水师提督”立约，“议互保东南，不犯长江。”[4] 卷二二八60年前皇权尚被誉为“以天地之心为心”，可刚刚进入20世纪，北京来的王令诏命，竟可被公然斥为“乱命”而无法逾越长江。义和团崩溃后，八国联军进京，曾经助佑义和团的达官显贵成为了被惩办的“祸首”被押上刑场。庚子之际正在北京做官的南方名儒叶昌炽的一句感叹之言道出了南北间相锄相杀的悲凉：“戊戌所杀者，除杨侍御外，皆南人也，今皆北人……戊戌皆少年新进，今则老成旧辅，反手覆手，顷刻间耳。”[5] 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