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小说中的南北之辨和南北之旅——以对“庚(3)
2017-06-29 01:01
导读：《邻女语》中年少志高的主人公金不磨，立志北上救国救民，但却在路上碰上“陈大人、张大人的溃勇，一见不磨是个南方打扮的，便指着他同自家伙里说
《邻女语》中年少志高的主人公金不磨，立志北上救国救民，但却在路上碰上“陈大人、张大人的溃勇，一见不磨是个南方打扮的，便指着他同自家伙里说道：‘你看，你看。他那个杀不尽的二毛子，他又来了。’”继而竟动了杀心，亏得不磨机智躲过。不过其他的情形就不再如此幸运。此作叙及义和团的“大师兄”张德成到了天津，公然到处行劫：
张德成知道北边没有几个有钱之人，在天津发财的，都是南边人。他看见南边商人，一群群由铁路火车往大沽口船上，他心中不由得着急，遂私自率了党羽，先拆铁路，抢劫避乱商人。顿时杀人如山流血成河，把塘沽以上一带七十二沽河里，都将死尸填满。[7] 61
《恨海》中，陈戟临本是个忠诚守责的京官，庚子大乱之时，仍恪守职责不愿离京逃难。可他虽为忠臣贤宦但却竟因为“南人”的身份而终遭屠戮。小说借一个被吓得瑟瑟发抖的老妈子之口叙及顾戟临夫妇被杀的情形：
一班义和团，不知怎的，打开大门进来，问老爷是哪里人，老爷回说是广东人。他说全是二毛子，便杀了。太太哭喊时，也被杀了。两个二爷和那车夫，都裹了红头巾，跟那义和团去了。[8] 56
这成了清末小说叙写庚子之乱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叙事模式，即庚子之乱其实是一部南方人在北方的受难曲。这受难曲之中，南北之间的分际正被凸显出来。
但是，历史不会如此简单，虚构的文本自然也不会如此单调。否则历史便失去了魅力，文本也减少了韵味。正如庚子时东南各省与列强立约“互保江南，不犯长江”并非要分庭抗礼，另立门户，而是要“留江南以救社稷”；清末小说中也有两种“旅行”弥合着此种分际分野。
第一，“拯救之旅”。在叙及庚子之乱的清末小说中，“北上”往往与“拯救”的意义相连。《邻女语》中的主人公金不磨的北上旅行极为典型。金不磨“生性慈善，素有澄清天下大志”，“想到北方生灵涂炭，已入水火之中……要想拯拔这时候的北方人民”。[7] 7于是他“拯拔”北民的旅行就此开始。《续孽海花》中的傅彩云庚子之乱开始时本在天津，为了避难，误打误撞地北上进京投靠恩客。但此时北京更是灾难深重，前景好不可悲。可是也正是傅彩云的这番误打误撞的北上旅行，使她赶上了好一番风云际会，以一介风尘女子周旋于联军达官贵妇之间，拯救中国“北民”于水火。《剑腥录》中的邴仲光也是仗剑北上，最终护得美人归。而本为南人，北上为官的《剑腥录》中的袁昶、许景澄，《邻女语》中的沈道台，也都为救黎民，或从容赴死，或奔走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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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细读这些作品，读者会发现这种“拯救”之旅有三点特征颇可玩味。
首先，扮演拯救者角色的北上旅人不但都形单影只，往往不得不独力支撑危局，而且都是被朝堂王纲排斥在外之人。金不磨立志北上时所想的是“人家有官有职的，都是这样望南边逃来；我这无官无职的，偏要望北方走去”。邴仲光仗剑北上，应试不第；袁昶、许景澄因为上书直斥重臣迷信义和团的“邪术”而慷慨赴死——尽管初看上去二人是官场中人，可还有什么比“赐死”更能代表朝堂王纲对他们的否定？沈道台在拯救人民以前，其实已因为参劾支持义和团的重臣刚毅，而被“革职拿问”，流放张家口外。而傅彩云风尘女子的身份，莫说朝堂王纲，甚至都不在彼时伦常容许的范围之内。但就是这些人，无权力支撑其行为，无王道支持其意义，以孤独的身影独力挽救危局，文本叙写到此，其中深味不只悲壮而已。
第二，这些扮演拯救者角色的北上旅人大多具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具备西学素养的“南人”。金不磨生于“江苏镇江府”，自幼丧父，寡母“教以读书识字，到了十三岁时，经义粗毕，乃令出就外傅，学西国文字；又在武备学堂，练习炮线枪靶，行军战阵之法”。沈道台“是在南边大大有名的一个出洋学生”，“会说德国话”。袁昶浙江人，由“户部主事转总理衙门章京，办外交事务多年”，许景澄本身就是“外交官”，曾任“法、德、意、荷、奥五国公使”并曾“兼任驻比利时公使”。傅彩云(赛金花)的身份则更令文学史家浮想联翩，她虽然出身风尘，中华文理难说深厚，但却精通德语，以如夫人身份陪伴夫君出使欧洲，游遍列国。曾跻身于各国贵妇之间，得宠于德国皇后之侧，与俄国虚无党女杀手从容周旋，与德国青年军官风流一度。这些跨越国界的经历，是赛金花令人瞠目的力量的源泉。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