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文体演变的历史鸟瞰(1)(3)
2017-07-06 01:06
导读：在文体观念上，梁启超等人企图通过提高小说的文体地位和强调其政教功能以达到改良群治目的的主张，固然有其幼稚的一面，但它对改变轻视小说的传统
在文体观念上，梁启超等人企图通过提高小说的文体地位和强调其政教功能以达到改良群治目的的主张，固然有其幼稚的一面，但它对改变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密切小说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启示了“五四”时期启蒙主义小说家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谓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注：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的创作方向；对此，鲁迅本人就有过明确的说明。（注：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至于此后黄摩西对古典小说“千篇一律之英雄封拜，儿女团圆”（注：黄摩西《小说小话》，1907《小说林》。）的结构模式，以及众多理论家关于“新小说”语体“雅与俗”的思考或批判等，也同样为“五四”现代小说倡导者开辟了新思维的道路。
在文体变革的实践上，首先要提到的是外国小说的译介。据阿英《晚清
戏曲小说目》的不完全统计，从1875年至1911 年， 翻译小说多达600多种，为当时小说总数的三分之二。尽管在这股“翻译热”中， 小说家的选择取向囿于以小说改良群治的幼稚观念和中国读者旧的审美趣味，较多地趋向侦探、
政治和言情三种类型，但必须以西洋小说改造中国传统小说的实践方向却日渐明确。也正是这一点，给五四时期的小说革新提供了至为重要的历史启示。另一方面，与中国传统小说迥然“异质”的西洋小说的大量引进，也造成了传统小说文体规范的开始解体和新型小说形态的初建：在语言体式上，初步形成了一种调入方言土语、文言韵话乃至新词语、新文法的崭新的白话文，作为小说的语体形态；在叙述模式上，开始产生对传统规范（顺时空叙述、全知视角、情节中心、叙述和言行描写为主等）的大幅度背离，出现了倒装叙述、限制视角、非情节化倾向和注重心理、细节描写等等。这一切，也同样为“五四”现代小说的诞生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近代散文的变革是在记叙性和议论性两种类型的散文中进行的。记叙性散文的变革始于洋务运动时期出国人员对西方文明的“介绍”。当时，这些“介绍”性的散文，在不断走向开放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中，如“雨后春笋，纷纷刊行，内容充实的不下几十种”。（注：唐韬《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文艺研究》1982年第6期。 ）如薛福成的《出使
日记》、《观巴黎油画记》、黎庶昌的《西洋杂志》和《巴黎赛会纪略》等，分别以“游记、随笔、采风录、见闻记”等形式，“叙录了西方社会的政教风俗，生活方式”。（注：唐韬《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文艺研究》1982年第6期。）这些散文， 在文体规范上已部分冲破了桐城义法的束缚，为“五四”现代记叙抒情散文的创建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
比较起来，近代议论性散文的变革对“五四”散文的影响更大。这种变革，沿着否定“文化载道”和“代圣立言”的共同方向，形成了两个侧重点，一是追求语言体式的“言文合一”。清朝散文原以桐城派古文为正宗，其语言体式不仅高度文言化而且还刻意追求音节和谐，讲求声律，造成了与口语的严重分离。这就不能不与日益高涨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生尖锐的矛盾。因此，从近代初始，文坛上就出现了一股反对桐城古文、创立接近口语的“朴实明晓”的新体散文的潮流，而梁启超则是这一潮流中贡献最大的作家。戊戌政变后，他于1902年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为适应启蒙宣传的时代要求，取法日本德富苏峰等人善于表现欧西文思的日本报章文体，创立了“新文体”。新文体的历史贡献，在于它给实现议论性散文语体的“言文合一”，启示了一条正确的途径：一是输入本民族有生命力的口语成分，一是输入已在社会上流行并成为口语一部分的外来词语和语法，以废除文言的语体系统。正如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新文体”尽管在实际上并未彻底实现议论性散文的口语化，但却为实现这一目标起了重要的清障开路的作用。“五四”时期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都高度评价梁启超“新文体”的历史贡献，其原因即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