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谱系学与精神史之间(1)(2)
2017-07-06 01:06
导读：在汪晖看来，孔子的以仁释礼正是要对治礼乐的形式化和空洞化： “以仁释礼”寄望于主体的诚与敬，试图通过将献身于天的精神态度（如同原始巫术活
在汪晖看来，孔子的以仁释礼正是要对治礼乐的形式化和空洞化：
“以仁释礼”寄望于主体的诚与敬，试图通过将献身于天的精神态度（如同原始巫术活动中的那种对于天的敬畏怵惕之情和与“天”合一的冲动）转化到“爱人”的礼乐实践之中，以重新沟通天人，再建礼的完整性或神圣性。因此，恰好与所谓“理性化”相反，孔子“仁学”的重要范畴——如“德”、“诚”、“敬”、“信”等——均渊源于巫君祭祀治事的传统（页131）。
由此，孔子的以仁释礼被归纳为“反理性化的理性化”取向。当然，这样的论述只有在将理性化等同为形式化的基础才可能成立。
与强调孔子的“反理性化”倾向不同，对于一般看来更具宗教性的汉代思想，汪著反而更强调其理性的面相：
构成“史”与“巫”的某种区别的即“史”通过卜筮——对“数”的掌握——而超越了巫对巫术
舞蹈等等形式的依赖，礼乐制度的理性化具体地体现为数的形式（页159）。
而在汉代，象数的地位的提高，使得董仲舒可以“为了赋予汉代制度论以道德理想和道德尺度的意义”，“以象数方式沟通天与官制”（页169）。此处对汉代的象数对位式思想的论述，是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之一。
事实上，无论是强调汉代思想的理性化倾向，还是反对将“周公‘制礼作乐’、孔子‘述而不作’归结为‘巫史传统的理性化进程’”（页125），都隐约地指向思想史的不连续性的建构。然而，由于将“礼乐与制度的分化”这一北宋儒者的历史视野当成了周孔以降的贯穿性视野，这里建构起来的不连续性也就成了在某种连续性处境中的不连续性。至少从直感上，这样的方式似乎仍未能彻底摆脱固有的思想史写作的笼罩。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二、
与理概念的系谱平行的另一条线索是物概念的转变。汪晖颇具洞见地指出，“那种纯粹的、孤立的作为事实的‘物’范畴”的出现在具体的文化思想演历中并不是无条件的。相反，在一个相对成熟和稳定的文化秩序里，这样独立于价值规范的客观的物概念恰恰是派生的：
在先秦儒学的想像和实践之中，礼乐秩序以天为中心和根据，从而礼乐制度本身即天意的展现。在事实评价（形气）与价值判断（德礼）完全合一的语境中，我们很难发现那种纯粹的、孤立的作为事实的“物”范畴。……礼乐能够让万物处于一种和谐的关系之中，从而“物”或“百物”不是孤立的、客观的事实，而是处于一定的关系、制度、秩序、规范之中的“物”（页261）。
与天理世界观相应的、作为事实的“物”概念是一个在唐宋之际的历史断裂后出现的新概念。事实上，这一概念只有在理物二元论的视野里才是可能的。而“儒学范畴内的‘物’的转化源于道德评价方式的转变”（页264）。因此，物范畴的转变同样是以“礼乐和制度的分化”这一根源性视野为背景的。在讨论理的系谱时，汪著指出郭象思想中理与迹的区分“为宋明理学的理气二元论提供了前提”（页200）。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在思想上的可关联性，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但过分强调二者之间的连续，将使我们无法恰当地安置唐宋之际的根本转变。从而有可能使天理之成立这一问题意识，在某种抽象的思想继承关系的想象中，丧失其本有的力度。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图像上海与晚清都市媒体的表意实践——以《点石斋画报》
“十七年”文艺稿酬制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