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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操作”看“文化研究”(1)

2017-08-02 01:19 作者按：此文曾投《读书》，被拒发，这是10多年的老读者第一次向《读书》投稿，这里重发，以此证明我这样的“市场知识分子”想在主流的人文媒体发表不同意见是多么困难，所以我特别珍惜“思想的境界”这样的网络媒体。 　　
　　我看完《读书》1997年2期“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一组文章，心中颇感“别扭”，此前也读过文化研究者的文章，早想写篇文章表示“关注”，却迟迟未能如愿，一是忙于公司新迁，二是怀疑我这种“文化操作”者──也就是“文化研究”者所称的“白领”，在《读书》能否有发言权。这里提出的“文化操作，”完全是针对文化研究而言，没有任何考证，不敢轻易下定义。大体想法是，如果文化研究者研究的是大众文化，那么，文化操作者操作的也是大众文化，从文化研究者的文章来看，他们研究的是大众文化，而他们心中的大众，就是指中国今日的白领阶层。
　　笔者长期生活工作在广东，从事大众杂志的编辑8年，近8年下海，为太阳神、北大方正、李宁牌、ENVSION、NEC等做过一些CI、广告和市场营销方面的工作，某些案例经常被“文化研究”者提及，那种感受可能像萨摩亚人看到人类学家米德介绍自己种族的专著。文化研究者凭什么代表文化操作者说话？或者说，文化精英有什么资格代表大众文化？我深信他们惯用的后殖民话语可以作最响亮的回答。
　　在有的文化研究者的文章中，“1993年是中国知识分子致命的年头”。“他们曾经拥有的知识在这一时刻已经全盘崩溃和失效。”因此，文化研究者们通常将1993年看成是中国大众文化从边缘走向中心的一年，同时也是中国的文化研究正式诞生的划时代的一年。尽管他们承认自己曾经拥有的知识已经全盘失效，也提醒那些死抱传统知识和立场的人，不能以“俯瞰、不屑的精英姿态”看待大众文化。可是我们发现他们自己却在文化研究中仍然使用大量“失效”的知识，并且照样采用“俯瞰、不屑的精英姿态”。
　　我想，无论中国大众文化究竟何时从边缘走向中心，都不能根据文化精英立场转变的那一刻、知识“失效”的那一刻来定。人为地将1993年作为中国文化研究划时代的一年，更是标准的精英姿态。有的精英（韩少功）强调用非定量的方法来研究“大众”，认为“单是着眼于人口统计中的多数，并不能给大众赋予多少意义”。这种观点咋一看好像很全面，实际上仍然企图用精英眼光俯瞰大众。倘若大众文化果真具有巨大无比的时代力量，那么，大众的意义在于大众，没有人可以居高临下地给大众赋予尽可能多、或少的意义。尊重统计学的多数，是保证大众的声音不被精英“盗用”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是制衡文化精英随意代表大众举手的最朴素的方式。我怀疑今日的文化精英即便很想尊重统计中的多数，也没有多少人真正掌握复杂的抽样调查技术，即便掌握了，又有多少人下得起功夫和成本进行操作？对统计学中多数的“偏见”，有可能是对陌生知识和技能的“敌意”。
　　文化研究者今天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尴尬局面。经历了一场对中国式的后现代思潮讨伐之后，这批精英(非前一批)深知再一次照搬西方的文化研究必然失去“市场”。可是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又不能不交代出一条文化研究的国际旅行路线：英国、伯明翰、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再度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