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文学批评历史方法的涵义问题(1)(2)
2017-08-05 01:10
导读：然而，对于文学批评的实践者而言，对此却应有明确的认识。巴赫金的“视野逻辑”[5]告诉我们，文学批评如果不从创作主体的艺术认识特征入手，结果只
然而，对于文学批评的实践者而言，对此却应有明确的认识。巴赫金的“视野逻辑”[5]告诉我们，文学批评如果不从创作主体的艺术认识特征入手，结果只能是一种无视或排斥他人话语的独断，批评主体对于自身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方法论出发点和批评标准没有清醒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意识，就奢谈文学批评和品评作品价值的优劣，只能是一件荒谬的事，“本质上是对人进行物化的因果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不同声音（亦即物化了的社会性语体）只不过成了物的特征（或是过程的征兆），已不能对它们应答，不能同它们争论，与这些声音的对话关系遂告消失”，[6]“还有就是在排除个人因素时而作历史的阐释（‘没有人名的历史’）。在文学和
文艺学中，真正的理解总是历史性的和与个人相联系的”[7]。这句话明确地表达了历史意识和历史方法的内涵，即历史意识具体体现在个体的视野逻辑之中，文学批评的历史方法内在地体现在审美个体的行为之中。我们的问题不是思维方式应不应该拥有历史意识和历史方法的问题，因为它的内在性是一种必然，而是我们应该怎样拥有对历史精神明确的自觉意识问题。这就是巴赫金两则批评范例的最终预设。
这一预设说明，“人文科学的对象，是表现的和说话的存在。这个存在任何时候都不等同于自己，所以它的内涵和意义是不可穷尽的。”我与他者的关系是一种“双向的契入认识”[8]的关系，“一个意识不能没有他人意识而存在”，“意识内在地不能自足。交际。存在意味着交际，意味着也为他人存在，意味着被人听到和看到”[9]。人不是无声的客体，不能被概念化。自然科学不知道有“你”，不知道生活是你与我共在同存，是“独白型”的认识形态。“这里只有一个主体……。与他相对的只是不具声音的物体。任何的认识客体（其中包括人）均可被当
作物来感知和认识。但主体本身不可能作为物来感知和研究，因为他作为主体，不能既是主体而又不具声音；所以，对他的认识只能是对话性的”。[10]我以为，巴赫金的这一经验现实对话交往的“双主体”的主体性思想，为揭示文学批评历史方法的内在性问题（第二节详述）奠定了基础，使文学批评能够从自德国古典哲学以来由抽象的纯粹自我认识论演变而来的、试图从终极整体上把握历史的那种历史主义中解脱出来。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他者意识问题一直是西方思想史中的一条暗线，苏格拉底所言“辩证法”之本义即为“交谈”，以后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理论形态，不过主要限于知识学范畴及宗教哲学之内[11]，而在现实生活中，西方人真正普遍地具有他者意识则始于文艺复兴时期。诺贝特·埃利亚斯在评价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行为变化及其意义时所说的与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中对那个时代主导观念的看法一致：“被迫在一种新的社会形式中开始共同生活的人们，对于别人的反映比以前更加敏感了。……人们越来越希望别人顾及他人。与前一个阶段相比，人们对于为了避免伤害别人、激怒别人而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体验更加细腻了”，“人们必须做某种观察，必须打量四周，注意别人的行为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于是，在人与人之间便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形成了一种新的组合形式”。这种“人们越来越注意观察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方式表明，“行为的性质整个起了变化。人们比中世纪更加有意识地在培养自己和造就他人”。[12]在另一位西方学者阿伦·布洛克眼里，埃利亚斯所说的这种行为的变化，正是“西方思想分三种不同模式看待人和宇宙”之一种：“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的模式，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的出发点”，“它的现代形态只有在文艺复兴时期才能形成”。布洛克进一步认为，世俗价值观的发展，“表现在更加敏锐的历史感上，历史不再被认为是天意的实现，而是人类努力和失败的产物”。[13]这就是说，人文主义的历史意识以个体完整的主体性行为为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