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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社会公正：进展与问题(1)

2017-08-04 06:59 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 的 社会 公正 问题 ，成为一个关系到今后 发展 方向的重要现实问题。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同时包括两大层面：一是从计划 经济 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从传统社会向 现代 社会的转型；这是中国社会公正发展的基本背景。一个显著的但往往被忽略的问题是，当今中国社会公正的基础和需求，与27年前是截然不同的。在1978年，中国社会公正方面的主要需求是消除大面积的社会歧视，给人们以自主选择生活方式、自主进行经济社会活动的自由和平等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公正取得了 历史 性的进步。这些历史性的进步我们将它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清除了“左的” 政治 歧视政策，社会平等的政治基础基本确立。权利平等是社会公正的第一要义。中国1978年前的社会特点之一是，基于政治原因而形成的社会歧视严重存在。相当比例的社会人群由于政治问题和“阶级”分野被打入另类（例如：“黑五类”；各种反党集团、叛徒集团；各种机会主义分子或集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上述“分子”的家庭成员、亲属、下级或仅仅只有某些联系的友人、同事；等等），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饱受歧视。消除由这种政治歧视所导致的对人民群众权益的非公正对待，恢复相关人群的平等权利和正常的社会生活，成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之一。这些重大举措，对中国社会基本人权的落实具有转折意义。大约到1982年年底，全国共有约300万名干部获得平反，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这些干部的亲属、因与这些干部有工作关系而受到株连的无辜干部群众，一并得到解脱。加上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原剥削阶级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恢复平等权利的社会成员人数至少再翻上一两番。中国共产党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执政思路是上述政策的政治基础，新的政治路线超越了传统的阶级斗争观点，顺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规模群众性阶级斗争必将逐渐淡出的历史必然。这一路线调整和相关举措的深远意义，不仅在于还当事人以平等权利，而且实际上宣告了一个以“政治标准”标签人群的 时代 的终结，它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人权水平，为日后的现代化建设解冻了无可估量的人力资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公正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第二，市场机制成为建构社会公正的重要基础。市场体制的建立使社会公正的现实基础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首先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生产资料所有制从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改变，导致人们赖以谋生的经济社会组织的所有制属性变得多种多样，人们的经济关系也多样化了；其次收入分配体系的变化——国家主导的全国统一的工资制度对大部分“单位”（国家全额拨款的机关、事业单位除外）的薪水体系失去了规约作用，市场主导的按要素分配、按劳分配、按贡献分配成为主流；其三在生活消费方面，由于收入水平的不同，也由于市场的发展很快使商品琳琅满目，人们的消费能力和生活方式呈现千差万别的景象，过去的同质化生存情形不再；其四在人力资源的配置上，国家分配不再是主要安置形式，而由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技术和资本市场等取而代之，由于能力、机会、勤奋等原因，同样 教育 程度、同样年龄的人，所获得的职位和社会地位可能相差甚大；……。总之，以往作为体现社会主义公平的许多东西都消解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公平竞争、效率原则、能力本位等等）以极快的速度扩展，市场竞争、市场调节成为 影响 公正的重要途径。马克思恩格斯肯定过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公正功能。他们认为，现代平等和自由本质上是现代市场经济（当时表述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用历史的眼光看，既然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 自然 历史进程的必经阶段，适应市场要求的公正也必然是人类社会公正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生产方式，实现了奴隶制经济、封建制经济无法比拟的社会公平，也实现着与传统计划经济公平不同的社会公平。被束缚于天然尊长、行政命令等的形形色色的羁绊将被无情地斩断，家庭出身、身份差别、地缘区隔、所有制特权等等事实上的不平等必将被逐渐打破。在市场经济的熏陶下，现代色彩的公正理念也获得了迅速生长的温床。无疑，市场有着有利于人们形成自由、平等、社会合作等精神的一面。在市场体制下，每个人都有权自由自主地选择职业和生活方式，基本权利平等的观念因此深入人心。市场竞争又是严酷的、现实的，每个人凭努力、能力获取回报天经地义，因此比例平等（按贡献分配）的观念也容易得到多数人的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分工固然使社会分化为越来越多的职业阶层、利益群体，他们之间的利益有对立的一面，但更有彼此依赖的一面，每一个社会群体都离不开社会合作，都需要社会伙伴，都要在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合作中实现自身利益。因此社会合作、社会责任的理念仍有生长的长足空间。总之，在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无可选择地成为中国社会公正的现实基础和重要实现途径。第三，鼓励个人通过自致性努力获取应得的制度条件正在形成。现代社会的重要进步和特征之一，是人的独立、自由和平等；现代社会公正的重要 内容 ，就是清除社会自由流动（地域流动、职业开放、阶层升迁等）的障碍，建立使人通过自致性努力获取应得所得的鼓励、保证机制。1978年后，松动乃至解脱国家和单位对个人过分严格的管束监护，尊重个人的选择，承认个人的努力，确认个人的主体性地位，渐次成为社会变迁的潮流。个人逐渐摆脱对单位的单向依附、地域局限，逐渐获得到与单位、与各类组织、与政府的对话权，逐渐获得自由流动和自主择业的日益平等的权利，个人自由获得了具有转折意义的扩展。举要而言，如个人与“单位”之间的双向选择已经成为社会常态；又如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个人渐次取得不同区域之间流动及定居的机会，并逐步推动当代中国向迁徙自由、居住自由发展；还如，个人渐次取得城乡之间流动及定居的机会；再如，个人自主择业和创业渐次成为就业的主流，成为创造自己幸福生活的决定性因素。承认个人努力在个人应得所得中的决定性作用，是新时期社会公正的最基本内容之一，它意味着社会公平内涵，已经从过去主要注重结果公平，转变到首先要求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等，对社会公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四，收入分配从一元转变为多元。按劳分配与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相结合，个人收入从劳动所得一元发展到所得来源多样化、多元化，反映了1978年以后收入结构和社会分配方面的巨大变化，构成了新时期社会公正的一个主要特征。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公正的基本状况，我们要肯定这种变化的主要方面是非常积极的，是可以持续的，但是也不能轻视发展中暴露的或积累起来的问题。现在看来，市场经济的自然分化功能是难以避免的，市场经济在给我们带来空前经济繁荣的同时，也把繁荣背后的另一面，即人们获得发展成果的不均等性、不平等性充分展示在世人面前。第一，部分公民的权利义务不对称问题。公民的基本权利可简单分为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权利。其中政治权利又是最基础的，因为它对于经济社会权利的实现有决定性影响。现今“人民”的内涵发生了太大的变化，其特征是从“同质化”转变为“异质化”，利益细分化成为现实，利益冲突日益明显，公共政策对人们的利益损益的关联度很高，这种状况就更需要在公共决策中让各相关利益群体（增益群体和损益群体）有切实的话语权，让他们了解情况，发表意见，然后才整合成政策产品。但我们的决策体制尚未完全改变“自上而下”的主导路径，公共决策脱离草根民意的漏洞很大。现实中的确存在很少掌握各种政治资源、政治上缺乏表达的群体（主要是普通工农）。社会上热议的种种利益受损问题背后实际上都存在政治弱势的问题。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称（权利得不到保障却被迫承担为改革为经济效率牺牲的义务），成为当今弱势群体的主要特征。他们有时候只能选择体制外维权的过激方式：群体性事件，给社会埋下不稳定的因子，反过来进一步遭到政治排斥。第二，社会分配不公问题。 目前 关于分配不公的界定非常复杂，主要有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和收入分配不公两大类。比如，我国全民所有制的资产，其收益应当属于全体人民，例如应当有一部分作为针对全民的社会保障资金。从 理论 上说，中国的劳动者不是像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劳动者那样以无产者的身份进入市场的，他们是数十万亿国有资产的共同拥有者，如果产权改革不考虑这一点，那就是典型的分配不公。现在关于中国基尼系数的各种数据已为人所熟知，中国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也大致在3∶1到6∶1之间，仅次于南非和津巴布韦，名列世界第三。而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在大致相同的历史阶段是世界上最快的。在这里还要着重指出的是，政府应该直面目前中国劳资关系的不平衡，承担起调节劳资分配、保护劳动的职责。明确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具有获取投资回报的权利，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体制的适度调整，合理性自不待言。但是由于资本在组织生产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以及资本的稀缺性，势必使其在分配中占据有利位置，使资本的贡献效应被放大；又由于中国普通劳动力的富余状态，也自然使劳动在分配中处于弱势，劳动要素的贡献得不到合理体现，其分配份额被挤占。中国目前劳资关系客观上的强资本弱劳动格局，短期内无法改变，这对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悬殊的贡献率是巨大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必须切实保护劳动，确保劳动在资本的强权面前能够得到应有的分配份额。我们有两种干预方式：一是借鉴西方国家的法治经验，加强社会立法；二是发挥我们的优势，有针对性地开展党团工会活动和做思想政治工作。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社会主义文化信念论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