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讲为学、以会为学：明代书院讲会的新特点((2)
2017-08-05 05:43
导读：应该说，上述魏校的观点代表讲学者内部不同的声音，而杨时乔、余继登等人的意见，则表达的是“最恶”级的王学反对派的立场，尽管他们的切入点、关
应该说，上述魏校的观点代表讲学者内部不同的声音，而杨时乔、余继登等人的意见，则表达的是“最恶”级的王学反对派的立场，尽管他们的切入点、关注点不尽相同，但对书院以讲为学的批评却是共同的。这表明，在反对者看来，从正嘉到隆万，数十年间，聚众会徒，以讲为学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就阳明后学而言，以讲为学则是一个持续了数十年的讲学传统。
需要指出的是，魏、杨、余等人的反对基本上还是在学术层面的交锋，虽然余氏之驱人禁院之议，几乎可以视作嘉靖、万历禁毁书院之后续动作，抑或看成是天启之毁的前奏，但终究还没有包藏明显的祸心，离政治之险恶尚有足够安全的距离。正为如此，在经历东林书院一东
林学派一东林党的惨案、改朝换代的巨变之后，清代康熙晚期的学人胡煦可以留下比较中肯的评说文字，其称：
朱子之学以学为学，后儒之学以讲为学。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有借朱子而指摘阳明者。圣人之门，贵行而不贵言，使朱子而居阳明之时，不识能逮阳明之事功否?
胡煦为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已身处18世纪初而远离晚明当年的是非场景，所言属公平之论。因而，我们认同并赞赏其由“以学为学”、“以讲为学”分别朱子之学、阳明之学的观点，并进而主张，朱王之学互为参照，可以得出“以讲为学”是明代阳明学人书院讲学的一大特点的结论。
何以阳明学者要不同于“以学为学”的程朱理学传统，而高扬“以讲为学”的旗帜呢?这与阳明后学秉持“讲学须得与人人面授”，“须口口相传”的师训不无关系。《王阳明全集》附录钱德洪《刻文录叙说》一文，其称：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先生读《文录》，谓学者曰：“此编以年月为次，使后世学者，知吾所学前后进诣不同。”又曰：“某此意思赖诸贤信而不疑，须口口相传，广布同志，庶几不坠。若笔之于书，乃是异日事，必不得已，然后为此耳!”又曰：“讲学须得与人人面授，然后得其所疑，时其浅深而语之。才涉纸笔，便十不能尽一二。”
由此可知，王阳明对“面授”和“口口相传”的讲学方式情有独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知受教者学之浅深，相机而授，广布其学于天下同志。至于“笔之于书”，和口传、面授相比，其力“十不尽一二”，相差太远，不被王阳明看好。
先师既有如此圣训，阳明后学形成“以讲为学”远胜“以学为学”的普遍共识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以面授和口耳相传为主的“以讲为学”，比之以读书和穷尽经史为主的“以学为学”，要优越、快速、有效得多。更何况孔圣人早就慨叹，“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而学不讲不明，理不辨不明，本来就是古之明训。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阳明学人奉“以讲为学”为利器，立书院，联讲会，鼓荡起百余年的心学思潮。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邓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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