狞厉之爱与怨悱之痛的悲幻扭结(1)(2)
2017-08-07 01:23
导读：无论是从《梧桐雨》与《游月宫》的相互承接关系看，还是从《梧桐雨》的故事情节来审视，《梧桐雨》演绎的确实是李隆基与杨玉环之间绮艳悱侧的爱情
无论是从《梧桐雨》与《游月宫》的相互承接关系看，还是从《梧桐雨》的故事情节来审视，《梧桐雨》演绎的确实是李隆基与杨玉环之间绮艳悱侧的爱情故事。由于李、杨之间君妃爱恋的特殊性，后人在认定该剧主题时见仁见智，持论纷纭。我们无意于对各家之说较短量长，只是想从元人历史剧大多灵活地处理史料素材、“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亦即“借史写心”的创作动机出发，发掘和体认《梧桐雨》所宣泄的带有突出的时代印记和鲜明个性特征的情感意绪。尽管《梧》剧包裹着厚重的历史外壳，染上了由题材所决定的
政治评判色彩，但作者实在的用意并不在评骘古人功过、总结兴亡教训，徒然地发泄一通虚无悲凉的沧桑之叹，而是凭借令人散欷叹惋的君妃爱恋悲剧，揭示了植根于人类心灵深处的性爱的普遍性——在带有草原游牧文化特质的市民意识的冲击之下伦理观念和价值体系发生断裂的金元时期，这种具有本能原欲意味的性爱更以恣肆放纵的形式膨胀释放——它不仅超越了帝、妃主从关系的局限，甚至也突破了以“三纲五常”为准则的传统道德的藩篱，表现出强烈的反异化倾向和潜在的破坏力量；然而，包括帝王在内的人类的自然情欲与社会机制、道德规范之间尖锐的对峙——这种对峙更对处在特殊角色位置上的个体人性施加无形的压力——必然造成情爱与理智取舍上的脆弱和无奈，并最终导致人格的扭曲和个性的丧失，酿成盛衰无常、命运难料的失落感和幻灭感。要而言之，白朴借助君妃之恋所表现的，既是爱情悲剧、社会悲剧，更是人性与人生的悲剧。
《梧桐雨》的主旨是言情的，且其“情”的内核带有野性的、非礼的成分，这也许就是古今论者不愿将其视为正宗爱情戏的缘由。由于李隆基的纳子妃为己有、杨玉环与叛臣安禄山的“情密”“私通”均为“秽事”，无论如何都不能挂靠到“纯洁真挚”的“爱情”——烙上了深深的伦理道德印记的两性爱恋——题旨上来，而毋宁判定其为指斥唐明皇“重色误国”的严肃的历史悲剧或政治悲剧，或界定为貌似周严实则模棱两可的“谴责与同情”俱在的“双重主题”，但作出这样纯然的道德与政治评判的结果，则又令人失望地与经过后人“润饰”改篡过的《长恨歌传》的创作宗旨——“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殊途同归了。对于爱情的本质，马克思讲过这样一句话：“爱情是一种情欲。”我们也不妨这样理解：爱情是排他性的个人情欲的升华。既如此，表现在白居易《长恨歌》中的“汉皇重色思倾国”的“风情”及由此酿成的“绵绵长恨”应理所当然地视为“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爱情，白朴以《长恨歌》及《长恨歌传》为蓝本并掺入了诸多民间传说内容的著名杂剧《梧桐雨》，当然也就是一部不无狞厉色彩和怨悱之气的爱情悲剧。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梧桐雨》对《长恨歌》、《长恨歌传》等提供的历史素材所作的关键性的改造主要有两点：一是还原李隆基强纳子妃为己有的史实，二是将仅见于《资治通鉴》等正史的安、杨“秽乱”传闻作为情节线索编人剧中。关于第一点，包括《长恨歌传》在内的史书、笔记、传奇均不避讳杨氏本为玄宗十八子寿王(瑁)妃的真相，只是陈鸿所记有意含混罢了：“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既笄矣。”但白居易将这一事实真相改造成了“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应当说，白氏此举确有“为尊者讳”亦即从道德角度肯定李、杨爱情的良苦用心，这也从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上印证了《长恨歌》并非旨在“讽谏”、“谴责”的创作动机。至于杨妃与安禄山的“私情”，《长恨歌》及《长恨歌传》未见只字，晚唐郑綮《开天传信记》始有“上幸爱禄山为子，尝与贵妃于便殿同乐。禄山每就座，不拜上而拜妃”的简略记载，亦不涉“秽事”。宋初乐史撰《杨太真外传》，收入上述一节文字，称安禄山“恩遇最深，上呼之为儿。”其卷下又有“初，禄山尝于上前应对，杂以谐谑。妃常在座，禄山心动”数语。《旧唐书·安禄山传》则云：“(禄山)后请为贵妃养儿，入对皆先拜太真。”《新唐书·后妃传》牵合以上诸说，简记作“初，安禄山有边功，帝宠之，诏与诸姊约为兄弟。而禄山母事妃，来朝，必宴饯结欢。”也许是史传作者有意回避，拟或民间传闻，不足为信，逮至北宋中叶，安、杨“秽乱”事尚未见诸载籍。司马光《资治通鉴》出，安、杨“私情”渐次“曝光”。先是在“天宝六年春正月”中点破“(上)命杨鲭、杨绮、贵妃三姊，皆与禄山叙兄弟。禄山得出人禁中，因请为贵妃儿。”继而在“天宝十载正月”条中详记贵妃为禄山办“洗儿”会事：“甲辰，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赐衣服、宝器，酒馔甚厚。后三日，召禄山人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使宫人以彩舆舁之。上闻后宫欢笑，问其故，左右以贵妃三日洗禄儿对。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尽欢而罢。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白朴正是在史传及稗官佚闻的基础上，将被礼教中人骂为不堪的安、杨“私情”写入剧本、搬上舞台、诉诸视听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出现于元代中后期的《天宝遗事诸宫调》，是将《梧桐雨》中有关安、杨“秽事”的描写踵事增华，演绎成“渔阳鼙鼓”整套曲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