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道中落：一种现代症候的隐微书写(1)(2)
2017-08-08 02:05
导读：在对“家道中落”型的作家的创作作了大致的勾勒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家道文学这种创作类型深深地渗透进作家们的文学书写中，他们写作中最为华美绚
在对“家道中落”型的作家的创作作了大致的勾勒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家道文学这种创作类型深深地渗透进作家们的文学书写中，他们写作中最为华美绚烂的一章总少不了家道文学的神秘存在。
家道中落的人生经历作为作家人生道路上的一个生命印痕，给作家们带来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作家的生命体验和人生况味富有多重性，文学书写体现出蕴藉性两个层面。首先，从多重性来看，“家道中落”这个词本身即包蕴着两重含义。一方面，中落说明家庭原本的经济状况不错，至少也是中上之家。如果一开始即是赤贫境地，也就不存在“中落”一说。另一方面，既已中落，那么曾经的富贵荣华，曾经的安逸享乐都已不在。生计的艰难和困苦将随之而来。巨大的人生落差造成生命个体心态的急剧变化，“先乐后苦”的生命走向不是人人都能坦然接受的。佛家有看破红尘之说，道家有超脱适意之旨。但只有得道的高僧，悟道的隐士才能达到这一高深的境界。大部分的俗世中人无法摆脱现世的羁绊，只好在人世间挣扎叹息，承载命运的重荷和折磨。作家们看待事物的眼光固然敏锐，可他们依然是茫茫人海的孤独个体，也有目力难达的地方。何况经受家道中落的巨变时，他们年纪幼小，不谙世事，要他们以平淡的心境接受这一苦痛的现实自然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悲喜交织的复杂感受并行不悖地在作家的体内激荡也属情理之中。其次，从蕴藉性来说，家道中落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影响以家庭为结构单位的国家构成的整体性溃散。具体而微，它指涉家庭内部生命个体的生存状态的下滑。华夏民族向来追求光宗耀祖的德行善举，鄙弃坐吃山空的败家之行。家道中落自然不像状元及第一样值得向人夸耀。事实上，大部分作家文学书写内蕴的家败心态处于文本的潜隐结构之中。长期的郁结纠缠使作家有不吐不快之感，传统文化伦理思想的制约又让作家欲言又止，才出现了隐晦曲折的书写形态。例如鲁迅小说《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形象，很大一部分带有鲁迅自己的影子，其外貌、言行举止、痛苦的遭遇几乎就是鲁迅按照自身来叙写的。但鲁迅没有直接让文中的叙述者“我”来承担所有的不幸，而是把个体的现实遭遇加在魏连殳身上，另外虚设了一个旁观者“我”，冷看孤独者魏连殳的凄惨遭遇，这种曲笔的精心运用不能不说反映了鲁迅自身复杂矛盾的思想状态。家道中落的魔咒仍然作用于鲁迅苦闷的心灵，使他无法畅所欲言地抒写内心真实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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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境破败的现世境遇作用于作家内心，给作家带来了难以言喻的人生苦痛。反之，作家回顾自身这段生命历程时，情感自然不会趋于单纯明朗化，多重心态的叠加构成作家审视家园的基本情感走向。就作家的内在创作心理而言，悲哀与愤怒掺杂的个体心境决定着作家的情感指向。悲哀是由于对历史往昔有着某种割舍不断的依恋。他们出生在家境宽裕、衣食无忧的名门望族，从幼年起即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滋养，此类幸福和安逸并非每一个在世的生命个体都能享有。而拥有了这份惬意的作家们无疑是幸运的，他们尽情地嬉戏和玩乐，发启尚处于朦胧混沌状态的天赋才智，拓展自身观看外界的眼光视野。毋庸讳言，封建家族制度存在着很强的不合理性，家族子弟容易滋生好吃懒做、沉迷享乐的不良嗜好，缺乏积极进取、拼搏向上的雄心。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忽视其合理的一面。曾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化，全部都是从家族观念上筑起”。[2]家族文化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将一些博大精深的人生道理传递给家族成员，具有极强的教育功能。大家族一般经过历代的知识积淀，知识储备丰厚，家族成员有的文学修养极高。鲁迅祖父周介孚曾中过进士，他对于子孙后代的教育就颇有心得，提倡先易后难的教授原则，先学白居易，再读陆游诗，至于杜诗的艰深，韩诗的奇崛，则认为可以放弃。这样的远见卓识远非普通的私塾先生可比。鲁迅深厚扎实的古文功底与此不无关系。巴金幼年从母亲讲解亲手抄录的《白香词谱》中的词学习古文，再从母亲的教导中学到“怎样去忠实地生活，去爱人，去帮助人”。曹禺的祖父是位教私塾的老先生，父亲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回国后当过师长。曹家请老师教曹禺学习，曹禺小时就看了不少的小说。秉承了祖先传递于他不朽的文化精魂的曹禺，二十几岁就写出了中国戏剧史上的杰作《雷雨》。张爱玲的外曾祖父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祖父为名臣张佩纶，张爱玲幼时即熟读古典诗词，八岁写出《摩登红楼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