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的主体性”与东方文化思维的后全球化视野(3)
2017-08-08 06:47
导读：坚持东方文化思维的价值思维与认知思维既相区分、又相统一的“负的主体性”机制，并非是一个思维的纯形式机制的调理过程，而是出于东方文化在“全
坚持东方文化思维的价值思维与认知思维既相区分、又相统一的“负的主体性”机制，并非是一个思维的纯形式机制的调理过程，而是出于东方文化在“全球化”的文化与文明政治格局当中的真实处境的现实选择。因为就东方文化思维的现实的展开而言，认知思维与价值思维是有矛盾的。价值思维是一种直接从主体性出发的“内部”视角，而认知思维则呈现为一个侧重考量“客观”世界的“外部”的视角。比如，东方的文化思维从价值思维和价值情感的角度，往往将中国文化、东方文化视为一个与西方文化分庭抗礼的文化价值实体；但从外部的、客观的“事实”(更不要说一个“后殖民”的视野)层面上讲，恐怕情况远不是这样。因此，在东方文化思维当中，可以看到，思维的主体性视角、“内部”视角，和它的“客观”的、效果历史的“外部”视角，必然、也必须是严格地加以区分的，这是“全球化”的文化政治和文明政治的现实给予东方文化思维的结构性限制所决定的。东方文化思维如何面对或整合这种悖论性的、割裂的内、外视野，以形成自己的主体性，涉及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思维的“中介”性的问题。
认知思维关注的客体世界的情形，这个“客体”世界固然是在主体当中呈现、也只能呈现在主体世界当中，但毕竟一般来说，不论何种哲学都不会太反对认知世界的真理的“客观性”理想，至少不会以将真理变成纯粹主体性的产物为尚；但价值思维本身关注的就是主体世界的问题，如果价值思维不是从一个主体性的维度上展开，那无疑是南辕北辙。但一个从主体性维度上展开的价值思维，仅仅是一个思维“范式”，还是现实的思维主体性在思维当中占有一个实体性或实质性的位置，这当然是一个必须加以区分的问题：如果是前者，那么这个思维虽然思考了主体性本身，但它与现实的任何价值主体、尤其与现实思维进程当中的主体性无关；但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个思维当中的实体性的主体性，它与思维之所向的现实历史是什么关系?或者说，它本身如何现实化和历史化?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英美的经验主义哲学(包括分析哲学)传统与相应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当中，思维的主体性向来即便不是被当成一个影响认知的“客观性”的附赘悬疣，也只是一种涣散的、自发的、不可能被认知思维本身所反思与触及的主体性。在英美传统的眼中也许会认为，搞那么深奥繁琐有什么用?从最后的结论看来不也差不多半斤八两吗?理论思维不就是为了“应用”其理论结论吗?因此在英美哲学传统当中，思维的中介性和实体性的问题，或者被视为是透明的因而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在理论哲学中，这一切可以被推诿为交给“实践”去解决，或者说被认为可以在实践中不言自明地得到解决；但在政治哲学和文化思维当中，这样的思维再也找不到出口和参照物，英美思维传统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就把思维的东西直接当成了存在的东西，把它当成了透明的肯定性东西，而没有意识到这仅只是思想。于是正像德里达引述黑格尔指出过的，“经验主义总是隐喻式地思考而不把隐喻考作经验”，于是思想只好顽固地保持它的“隐喻”性质，一种抽象的、从不被反思的不折不扣的意识形态性质，它认为理性思维可以透明地、纯程序式地运用：当罗尔斯说公共理性只是自由主义的产物，这时他并没有说错；但他认为公共理性可以提供各种“全能教义”在其中兼容和交叠的场所，这时他就没有意识到公共理性只是自由主义价值的实质性体现与延伸。经验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全部问题就出在它对于思维主体性的忽略。因此在它缺少主体性维度这一点上，它作为理论哲学就只能是一种残缺不全的哲学范式，作为实践哲学和文化思维就是一个价值思维被阉割的哲学视野，因此它只能永远保持这样一个残破的“外部”的价值视角：一个把“价值”问题当作“客体”和“对象”，对之进行“客观”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认知与抽象安排的视角。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