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实践是评判孔子学说的唯一标准(1)
2017-08-09 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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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中国传统文
孔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汉代成为定于一尊的官方
哲学后，孔子教义不仅深刻影响看中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走向，而且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国民精神。因此，对孔子功过是非的评判，一直是中国的一个文化难题。二千余年来，虽不乏振聋发聩的批孔之论，却又丝毫不曾动摇他的“素王”之尊，尤其是在当代中国正处社会转型的历史巨变之际，近20年来对孔子的推崇和颂扬却愈来愈甚，而对孔子的批判声浪也愈来愈高。如何评判孔子功过，是以历史实践为唯一标准，还是以“六经注我”的字面意义为据？这也是文化研究者绕不开的历史难题。
具有周文化特色的鲁文化造就了孔子儒家学说
孔子原本是宋国子姓后裔，在他的远祖孔父嘉时，因五世亲别于公族，失去贵族身份后而改姓孔，家道自此衰微，从曾祖辈起便举家迁居鲁国。孔子生于鲁长于鲁，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鲁国度过的，鲁文化对他的濡染是非常深厚的。
周族完成翦商之大业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便在东方封建诸候“以藩屏周”。 鲁国是姬姓贵族建立的宗亲方国，地处泰山之阳、汶泗沂沭之滨，较为封闭；国民以农为业，不事渔、商。封建鲁国不仅是为了大启疆宇、“为辅周室”，曲阜是商奄旧地，居住着文化较为先进的前朝遗民，就更需要加强对东夷诸族的镇抚和文化征服。因此始封地位很高的周公为鲁君，周公因辅佐成王并未就国，而是由其长子伯禽继承。于是鲁国成为周王室的代理人以控制这个地区。鲁立国之初，周王室的封赐极为丰厚，“分之上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左传*定公四年》）等，各种礼器典籍几乎应有尽有。《礼记*明堂位》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鲁国享有天子器物服饰、奏天子礼乐的政治特权，鲁国虽小而地位之尊由此可见一斑。因此，从分封之日起，鲁国就是个宗周文化的方国。“用即命于周，是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左传*定公四年》）。由此也就决定了鲁的治国方略是以推行周礼周俗为既定方针，伯禽对殷民实行“变其俗，革其礼”，正是这一治国方略的体现。久之成习，凡是必遵祖训和谨守周礼，周初开始完善起来的宗法礼乐制度，便铸就成了鲁国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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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治国方略将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我们可以与鲁国同时分封的齐国作一比较。
《汉书*地理志》：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齐鲁二国始封时地皆不过百，可以说是在同一水平上起步，而鲁在政治资源和文化上还要优于齐。齐国“举贤而上功”，不当“凡是”派，广纳贤才，因地制宜，富国强兵，使齐国土扩展到方园二千里，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齐国提倡学术自由发展，不排拒不同学术思想流派，因此就有了一时儒法道墨诸家云集稷下，形成著称于史的稷下之学。鲁从立国到被楚灭国的这一历史阶段，以“宗周”为准绳，压制不合周礼的一切思想和文化，不思进取，人才匮乏，积贫积弱，国土虽曾扩展到五百里，仍是小国寡民之邦。“周礼尽在鲁”（《左传*昭公二年》），鲁国可圈可点的历史成就仅此而已。齐国的改革性、开放性、民主性与鲁国的保守性、封闭性、落后性形成鲜明对比。孔子儒学就是在鲁国这种文化氛围中生成的。孔子则按周文化的面貌将鲁文化系统化、 理论化、政治化、世俗化，可以说周、鲁文化尽在孔子儒学之中。例如，鲁国崇尚周礼，孔子则“吾从周”；鲁有讲习周礼周乐的传统，孔子则“立于礼，成于乐，”强调“不学礼，无以立。”鲁以“尊尊而亲亲”为既定国策，孔子则将其弘扬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周王室训令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孔子则主张“天无二日”，“尊无二上”（《礼记*曾子问》）….只要稍加对读，我们就会发现孔子教义与周文化有很强的对应关糸，这说明孔子是全面继承了周文化的。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季，其时天下“礼崩乐坏”，这本是对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和文化的一次大冲击，应视为是历史的进步，然而在孔子教义中，我们并未发现他对进步的讴歌，有的却是对尊礼者的赞美，对越礼者的诅咒，对“郁郁乎文哉”的周朝寄予乌托邦式的响往。这也说明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并未汲取新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也不曾顺应当时的历史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