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民间化走向的反思（上）(2)
2017-08-10 06:24
导读：到了30年代，新文学进一步向民间和大众倾斜。大众文艺运动的民间走向是有目共睹的，无须多谈。需要注意的是，左翼文艺运动和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虽然
到了30年代，新文学进一步向民间和大众倾斜。大众文艺运动的民间走向是有目共睹的，无须多谈。需要注意的是，左翼文艺运动和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虽然尖锐对立，却同时对文学发出了走向民间和大众的传唤。在30年代初期中国文坛上的几大流派和他们进行的文学运动中，左翼文艺运动更多地代表着民间大众话语，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更多地代表着国家权力话语，然而，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都一样拒绝继承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一样要求文学走向民间大众。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都要获得大众，都要争取广大的读者。这就形成一种合力，使更多的作家走向民间，向大众靠拢，加快了文学民间化的进程。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由于战争的需要，文学迅速集中到民族救亡的旗帜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说，抗战文学的兴起意味着民族主义文学的胜利（抗战前夕左联的解散就是一个象征），意味着国家权力话语的胜利（爱国的思想和行为总是国家权力最希望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却也是民间话语的胜利。因为民族主义本来就不仅仅属于国家权力，而且深深植根于民间文化和大众心理。在20世纪的中国，民族化必然意味着大众化，大众化必然导致民族化，两者高度统一，只有现代化与之矛盾重重难以合流。其实，左翼文艺运动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之间，对立的只是
政治意识，而文化观念和文化立场都相差无几，文学观以及对文学的要求也极为相同。何况，现实的需要是：既然一切服从抗战动员和宣传的需要，文学就不能不迁就和适应大众的要求。文学的民间化不仅表现在快板诗、枪杆诗、街头剧的大量涌现，而且表现在理论上的民族形式讨论。民间旧形式的利用是这个时期文学走向民间的更有力的证明。它同时完成着文学的大众化和民族化。然后是首先在陕甘宁边区首先确立而在40年代末推向全国的文学大众化方向。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秧歌扭到天安门，全国上演白毛女”，陕北民歌响彻全中国，50年代文学是民间话语与新的国家权力话语的结合，它以民间的形式承载着刚刚从民间转化而来的国家权力话语。
1958年的大跃进民歌运动毫无疑问是对当代文学中民间话语和大众化方向的一种巩固，因为在“双百方针”提出的背景上曾经有人试图脱离这个方向。从“革命文学”到“文革文学”，这个不可分割的完整过程已经为多
数学人所共识，而与这个过程相伴的就是20世纪文学民间化的过程。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个长达半个世纪的民间化过程究竟给文学带来了什么？
二
在文学走向民间走向大众的过程中，首先显示的一个结果就是否定五四新文学，排斥西方文化、复归民族传统。
最先向着民间大众“开步走”的创造社和太阳社以最激进的面貌批判和否定五四，改造旧社会的迫切之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了寻找改造旧社会的力量而建立的对群众的认识，却使他们陷入了一种貌新而实旧的境地。他们的批判和否定是激烈的，但显而易见，他们反对的所谓“旧式的作家”，正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
他们所反对的所谓“旧思想”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新思想。他们热烈赞美并且用以反对和否定个人主义的所谓新思想，也不全是新从国外引进的新思想，而往往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到冲击的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所形成的带有封建色彩的群体意识。
他们以为发现了新大陆，却没有认识到那仍然是一片旧泥潭。这些激情满怀却缺乏深刻的年轻人自以为找到了新的价值而超越了五四新文化精神，却没有意识到这种超越恰恰是在传统力量的作用下不由自主地扮演起来的。他们以最激进的面貌出现，承载的却是传统的惯性。对中国文化传统缺乏认识，加之浮薄的激情带来的超越和否定，使他们以最激进的姿态站到了旧文化的一边，帮助实现着旧文化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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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乃超对鲁迅的批判紧紧抓住的是人道主义。对鲁迅“愚弱的国民”和“第一要着，是在改变我们的精神”等启蒙主义话语大不以为然（5）。成仿吾说鲁迅的《“醉眼”中的朦胧》一文“暴露了知识阶级的厚颜，暴露了人道主义的丑恶”（6）。钱杏村严厉批判鲁迅的“小资产阶级的恶习性”之后指出：“鲁迅所以陷于这样的状态之中，我们也可以说完全是所谓自由思想害了他，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矛盾，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徘徊，所谓自由思想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骗人的名词，鲁迅便是被骗的一个”（7）。他们以为完成了一种超越，所以大胆地指责这一切，却没有意识到这正是新文化精髓之所在。这种批判没有使他们进入更为先进的行列，而是暴露了他们思想的简单、心理上的浮躁和观念中陈旧传统的积淀在动荡的时代中发挥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