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儒家的和谐观与中国传统调解制度(2)
2017-08-11 06:09
导读：近年学界大多以主持调解者的身份为标准，将调解制度分为官府调解、民间自行调解、宗族调解等几种形式。但本文志不在此，笔者将打乱这种调解形式的
近年学界大多以主持调解者的身份为标准，将调解制度分为官府调解、民间自行调解、宗族调解等几种形式。但本文志不在此，笔者将打乱这种调解形式的划分，按在调解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不同，将传统调解制度归纳为以下几种手段。
1.调解者以其自身的威望、人格进行感召
这种调解手段既使用在官府调解中，也使用在民间自行调解和宗族调解中。使用这种调解手段的调解者本身，无论其身为州县府官吏，还是社会上有威望的名流、家族内的族长家长，其本身必须具备高尚的人格和社会公认的崇高威望，可以以其自身的人格魅力得到纠纷各方的尊重和信服，从而放弃争执，握手言和。如前文所述，舜以其崇高的社会威望和百姓对他的爱戴，成功调解了“历山之农者”以及“河滨之渔者”的争执。再如《后汉书·鲁恭传》载:“中牟令恭，专以德化为理，不任刑罚，讼人许伯等争田累，守令不能决，恭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责，辍耕相让。”
2.调解者以道德教化进行感召
这是调解者以儒家所宣扬的道德教化一方民众，使其自觉、自省、自责，产生羞愧之心，蟠然悔悟，从而停止纷争。在中国古代，一个地方的父母官，也被认为是这一方民众的师长，所以如果百姓有纠纷过多，常常被认为是官吏教化不足，是其缺乏政绩的表现。西汉韩廷寿为冯诩太守时，“有昆弟相与讼田自言”，韩廷寿认为这是他“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争讼，既伤风化，重使贤长吏、音夫、三老、孝弟受其耻”，遂“人卧传舍，闭阁思过……令垂音夫三老亦皆自系待罪，于是讼者宗族传相责让，此两昆弟，深自悔，皆自冤肉袒谢，愿以田相移，终死不敢复争”。也正因为如此，主持调解者在调解过程并不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目的，而更注重的是双方的争执有无违反纲常道德，所以忽视其间的是非曲直，以理屈法、因德枉法的情况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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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调解者以当事人之间的亲情感召
这种调解手段用于亲属相争的情况。清代陆陇其任知县时，有兄弟二人争产诉至县衙。陆陇其“不言其产之如何分配，及谁曲谁直，但令兄弟互呼”，“此唤弟弟，彼唤哥哥”，“未及五十声，已各泪下沾襟。自愿息讼”。清代知县蓝鼎元对陈氏兄弟争产一案，也是以兄弟之间的骨肉亲情感化，使其自愿放弃诉讼。陈氏兄弟为争父遗田产七亩，相诉于县。蓝鼎元先令将兄弟二人拘押一室。开始二人相背而坐，三四日后相对叹息。蓝鼎元又将其兄弟二人各所生二子拘来，令各送一子去养济院，以防将来争产。至此二人叩头嚎哭，请求息讼，表示愿让田与对方。鉴于“为兄则让弟，为弟则让兄”，蓝鼎元判决如下:“令以此田为汝父祭产，汝弟兄轮年收租备祭。”兄弟“悉欢感激，当堂七八拜致谢而去”。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调解者以唤起亲情来感化当事人，从而达到息讼的目的。
总之，中国的传统调解制度，其总的方法和手段是“晓之以礼，动之以情”，以亲情、友情、人情去打动双方当事人，从而达到息讼的目的。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乃是以农业经济和宗法家族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儒家自古以来就宣扬以和谐为终极目标，正确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以及以儒家所倡导的“义利观”去教导民众，所以，调解成为解决当事人之间纠纷的最佳方式，由此也有了各种独特的、充满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调解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