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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的崛起与全球化即“西化”时代的终结化

2017-08-13 02:03 【提要】  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东亚在上重新崛起，在国际和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获得提升，在文化上由原来对西方单纯的、模仿甚至被动接纳开始走向自主创新。人类的全球化因此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其显著标志之一是全球化不再主要表现为“西化”，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单方面对东亚产生巨大压力和的全面走向终结，全球化进程开始更多地呈现出东西方双向平等互动和均衡发展的特征。
 
东亚经济的重新崛起
 
    东亚对全球化的介入或纳入全球体系首先是从被迫“西化”开始的。西方世界对东亚的入侵、扩张和掠夺始于19世纪上半叶。在西方经济优势和军事优势冲击下，东亚绝大多数国家沦为西方国家（包括日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虽然东亚国家相继摆脱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状态，但在经济上的劣势以及在垂直的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东亚经济的重新崛起开始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东西方之间不平等、不平衡和不合理的经济格局，使经济全球化由西化的过程开始转变为东西方平等互动的过程。这种改变主要表现在下述四个方面。?
    第一，东亚经济的重新崛起使东亚成为新的世界经济增长中心。在革命开始后的100年间，西欧和美国经济年增长率迅速提高到1%甚至10%。而在同一期间，东亚（除了日本）的经济却几乎没有任何增长。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和化动力的主要发源地的过程中，西方迅速超过了东亚，使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向东亚和世界其他地区扩展的过程。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东亚经济的全面振兴使这种状况开始从根本上发生扭转。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字，1980～1990年美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3.0%，1990～1999年为3.4%；欧盟1980～1990年年均增长率为2.5%，1990～1999年为2.3%。而东亚（、日本、韩国和东盟10国）在1980～1990年年均增长率为6.6%，1990～1999年为5.5%。1980～1999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超过10%[i]。这些事实表明，自80年代开始东亚已经取代西方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中心并能够将这一地位至少维持到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第二，东亚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份额不断加大。在15世纪之前，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明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到19世纪初，中国的经济总量仍居世界第一位。据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提供的数据，1800年，中国制造业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3.3%，而整个欧洲只占28.1%，美国只占0.8%。另据经济学家推算，1850年全球GNP中东亚约占40%，西欧约占29%，东欧约占14%，北美约占10%[ii]。东亚经济的边缘化始于西方的工业革命。在二战结束后的一个时期内，东亚GNP占全球GNP的份额更是降到了历史最低点。1960年，东亚GNP仅占世界GNP的4%，1965年也仅占9%。但从8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显著变化。东亚GNP占世界GNP的比重1980年上升到14.5%，1985年为16.4%，1990年为19.4%，到1995年，上升到25%，美国和欧盟各占29%左右，世界经济基本上呈现出西欧、美国和东亚三足鼎立的局面[iii]。由于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且增长势头不减，预计到2030年，东亚GNP将占世界GNP的1/3或者更多，而届时欧盟和美国的GNP将降至各占世界GNP20%的水平。?
    第三，东亚的重新崛起使国际分工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冷战结束前，东亚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主要扮演了西方国家商品倾销地和原料、能源、初级产品以及廉价劳工供应地的角色。时至今日，处在世界经济金字塔顶端的信息产业、第二层的产业、第三层的资本品的生产依旧主要由美国、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所垄断，日本占绝对优势的是第四层的高技术含量的最终消费品的生产，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最终消费品生产，挤在金字塔的最下层。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东亚在世界产业链中的这种不利地位已经有所改变。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货币升值等原因，日本以及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相继开始调整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信息、消费性、半导体、精密器械与自动化、航天航空、高级材料、特用化学与制药、医疗保健以及污染防治等新兴产业开始成为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支柱产业。调整化水平，创新高科技风险和利用知识经济对传统产业加以改造，通过高新技术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是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共同目标。在未来20～30年，中国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结构、城乡结构和消费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中，虽然中国由于在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低成本优势将长期得以维持，中国将逐渐以“世界工厂”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但在此期间中国也将产生类似今日美国硅谷的高科技产业中心，上海、台北、香港等城市将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第四，东亚区域经济集团化步伐日益加快。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出现的一个显著趋势是区域经济集团化。已经出现的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两大贸易集团对东亚形成巨大压力。欧盟内部取消了关税壁垒，并着手废除不利于竞争的国家垄断。单一货币、日益降低的电信和费用、比美国更大的市场加上已经显露出的东扩趋势，为欧盟自由企业制度的发展展现出广阔的前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1月1日生效，协议规定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在15年内逐步取消一切关税和贸易壁垒，实现自由贸易和投资，建成横跨北美大陆的自由贸易区。为避免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因缺乏地区经济合作的政府间正式安排而处于不利和被动地位，近年来东亚明显加快了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脚步。中国和东盟2001年11月6日宣布，它们计划在10年内建立一个17亿消费者的大市场，堪称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这一创造地区合作新范式的行动，给日本造成强烈刺激。日本在与韩国初步达成建立自由贸易区意向的基础上，于2002年1月与新加坡缔结了两国自由贸易协定。在2002年4月“亚洲博鳌论坛”会议召开期间，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明确表示，日本有意加快和邻近国家和地区成立亚洲自由贸易区的步伐，与北美和欧洲的类似经济联盟竞争，并希望这个贸易区在2010年之前开始运作。由13个国家（东盟10国、中国两岸四地、日本、韩国）、20亿人口构成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则因各方面的积极态度也开始进入空前活跃状态。种种迹象表明，21世纪将是东亚从“四分五裂”走向团结一致的世纪。到2010年，最迟到2020年，东亚地区将建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与欧盟和北美贸易集团成三足鼎立之势。?
    罗荣渠教授曾经指出：近代以来东亚一直未曾中断对西方的抗争。日本的明治维新、东亚各国人民的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和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都是对世界近代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但这些事件的影响主要是地区性的。战后东亚在经济上的崛起，才使东亚自近代以来在真正意义上产生全球性影响，并导致人类历史的重大变革[iv][4]。这无疑是一个非常精辟的论断。?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东亚国际地位的提升?
 
    自近代以来，东亚几乎一直作为西方的从属物甚至创造物而存在。西方是世界的中心，东亚则位于世界的边缘，受西方的主导和支配。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始创“黄祸”一词来描述东亚人。在西方人看来，东亚人的危险在于他们既不是基督教同胞也不是自由与平等的兄弟，而是失去尊严的、有色的种族。在几乎整个19世纪，西方国家对东亚实施了殖民主义的、主导性的、支配性的统治和。1919 年的《巴黎和约》还明文将东亚民族确定为“还不能自我统治的民族”，因此要服从于更发达国家的“监护”。冷战时期，日本、韩国、地区等属于西方阵营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一直在扮演美国的小伙计甚至跟班的角色。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旧利用民主、人权等干涉东亚国家的内政，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向东亚推行西方的模式和文化价值观。欧洲学者弗劳利安·康马斯和尤迪特·施塔波斯尖锐地指出：“甚至今天，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安理会的某些最高领导人身上，我们还依稀看到那过去的‘监护人’的影子。”[v][5]?
    东亚经济的崛起改变了东西方力量的对比，使东亚在国际政治中日益“成为主体而非客体，原因而非结果”，使东亚日益以与西方平等的姿态积极主动参与国际事务。
    东亚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获得明显提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上不断强大的在世界范围塑造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在许多国际事务的处理上的作用日益举足轻重；日本加快了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脚步；东盟在努力成为多极化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一极。东亚与西方相比，在政治军事上依旧处于弱势地位。但东亚与西方的关系确也在从非对称的相互依存（西方对东亚有更大的影响力）转向对称的相互依存（西方与东亚之间的相互影响力大致相同）。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非但越来越难以像以往那样一意孤行地在全球尤其在东亚国际事务中推行强权政治，而且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也越来越依赖与东亚国家的合作，就是一个显著的事例。局势的正如马哈蒂尔所说：“在国际事务中，强国会要求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而弱国则必须付出他们必须付出的东西。亚洲的大部分国家将不再付出了，因为大多数亚洲国家都不再软弱，要么是在物质方面，要么是在精神方面。”[vi][6]东亚在国际政治领域与西方诸多方面的抗衡无一不对西方霸权构成不少制约和限制，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政治全球化和国际政治秩序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首先，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化、产业化进程中都没有照搬西方的模式，而是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其次，东亚在民主、人权问题上顶住了西方的压力。在1993年世界人权大会上，东亚发展中国家站在抵制西方一些国家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的前列。同年4月亚洲国家通过的《曼谷宣言》、9月在东盟各国会议组织通过的《吉隆坡人权宣言》以及1994年12月在吉隆坡举行的“人权问题再思考”国际讨论会，都显示了东亚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独立立场。再次，东亚人对东亚的认同在不断增强，一种地区意识正在东亚初露端倪，东亚自豪感在大多数东亚国家变得越来越强烈。最后，东亚学者和领导人与西方倡导的建立在主义基础上的价值观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提出重视整体利益和社会和谐的“亚洲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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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在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及下属组织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并利用这些国际机构在政治、国际贸易、环境、传媒等方面制定有利于西方世界的游戏规则，推行西方的经济模式、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曼纽尔·卡斯特指出：“到90年代终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在全世界80多个国家操作与建议调节政策。即使是非常重要国家的大型经济体，例如俄罗斯、墨西哥、印尼或巴西，都要等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可它们的政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经济，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终意指美国财政部）的经济保护国。”[vii][7]马哈蒂尔更切身感受到：“尽管世界贸易组织是为了规范国际贸易而设立的一个多边组织，但它将只对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大国负责。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世界贸易组织与远比它民主得多的联合国大会仍然没有建立起任何靠得住的关系。”[viii][8]东亚正在上述各种国际组织中日益提升自己的地位。战后美国对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拥有强大影响力，无非在于美国经济实力的强大并为这些组织机构提供了更多的活动资金。东亚的人口比西方多，目前经济增长势头好于西方。可以预期，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给各种国际性组织提供资金数量的增多，东亚将日益在这些组织机构中取得与西方平等的代表资格，日益拥有高昂的、坚定的和清晰的声音。或许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世贸组织总干事迈克·穆尔称：“中国的改革和加入WTO共同构成了世贸组织以及国际经济、政治安全安排的转折点，在本世纪都将影响整个世界。”[ix][9]
 
东亚技术的振兴?
 
    在近代，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的重大贡献基本上是由西方人做出的。在过去500年间，当西方社会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时，东亚扮演了漠不关心和旁观者的角色，所做的贡献几乎微乎其微。东亚的管理模式、科学技术等，大都是从西方学来的，或是在西方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的。?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东亚在科学技术方面开始从单纯的模仿为主走向引进和创新并举，而21世纪东亚将在科学技术方面转向以创新为主。换言之，在科学技术全球化方面，东亚与西方正在日益走出弱势对强势的格局，日益形成平等和对话的局面。?
    东亚经济的崛起为科学技术的繁荣提供了坚实雄厚的经济基础。从1988年开始，日本科研经费占GNP的比例超过美国，经费总额约为美国的2/3，约等于德法英三国之和。近年来日本的科研经费一直以年均10%的增长率增加，达到GDP的3%以上，经费总额直逼美国。1997～1998年东亚危机后，加强科研基础建设成为韩国摆脱危机的重要举措，用于和开发的经费每年增加14.5%。中国“十五”期间将投入50多亿元人民币实施12个重大专项，抢占一批制高点。日本在2001年3月出台的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规划明确提出在2050年前要获取30个诺贝尔奖[x][10]。2001年，中国开始实施“十五”计划新的“863计划”、科技攻关计划和重点基础研究计划，一批国家高技术产业化重大项目正式启动。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也都制定了旨在迎接21世纪挑战的新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具有创新能力的科技人才日益受到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高度重视。日本在1994年提出“确保科技人才的基本方针”。2001年野依良治荣获诺贝尔奖后，日本拨专款7000万美元建立了野依良治研究中心。日本还利用自身优势，吸引外国科学家到日本或合作研究。东亚发展中国家在注重在本土培养创新人才的同时，积极创造各种条件吸引留学成回国。在欧美留学的一些东亚学成后留在欧美国家从事科研，同样也能够为祖国的科技发展做出贡献。如美国硅谷吸引了中国的大量人才。他们改变了硅谷的面貌，也加强了硅谷与中国的技术链接。?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预计到2020～2030年，东亚不仅将在科学工程、技术可能性的实验、基本原理的研究方面有所成就，而且将在关于物质结构与研究以及基础研究方面有所创新和突破。届时东亚将拥有一些属于自己的重大科学发现、重大技术发明和原始性创新成果，将涌现出一批世界科学大师和工程技术大师，在诺贝尔奖获得、科学产出、以专利数衡量的技术成果等方面都将取得长足的进展。至2050年左右，东亚将全面进入知识创新的丰收季节。与经济上发展相一致，届时东亚将在扩大人类知识容量方面做出可与欧洲和北美相媲美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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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思想文化的繁荣?
 
    到20世纪中叶，西方的思想意识几乎主导了整个世界，甚至连许多起源于东方的宗教也不得不按照西方关于平等、博爱、自由的思想去解释它们的教义。冷战结束后，西方文化产品对世界冲击的势头依旧有增无减。例如，据1999年的报道，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电视中，60%～80%的节目来自美国，几乎成为美国节目转播站；而美国自己的电视中，外国节目占有率仅有1%～2%；美国影片产量占全球影片产量的6%～7%，却占了全球总放映时间的50%以上[xi][11]。?
    西方文化的大举进入并没有导致东亚传统文化的消亡。战后东亚在现代化道路上独树一帜，实行与西方有所不同的发展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东亚各国保留了自己的文化，而且各种文化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和高度的同一性。马哈蒂尔直言不讳：“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我们所有9个国家和地区（指日本、中国、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本文作者注）的经济都有着大体相同的地方。我们确实只代表着一种经济发展模式。”[xii][12]美国学者霍夫亨兹和柯德尔更加明确指出：东亚优势的“背后具有一系列贯穿该地区的共同模式，而这些行为模式与我们自己的大大不同”，“我们潜在的对手来自一个与我们如此不同的世界，它们的之根如此深邃、如此古老，以至于忽视它们今天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实在是太愚蠢了。”[xiii][13]?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文化优势、心理优势和经济优势互为里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找到了具有自我加强特性的发展动力和方式，生命力的多元释放形成了巨大的能源，历史开始变得通体活跃，东亚文化也开始展示她原深藏于自身的巨大优势。亨廷顿对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东亚文化复兴的评价是：“成功的经济发展给创造出和受益于这一发展的国家带来了自信和自我伸张。财富像权力一样也被看作是优点的证明及道德和文化优越性的显示。”[xiv][14]在亨廷顿等西方学者看来，东亚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与西方或美国之间的均势，因此东亚“自信心日益增长”，“不再把西方或美国的一切看作必然是最好的”，“文化复兴正席卷亚洲”。这些论述醋意虽浓，但其对客观事实及其历史意义的把握是正确的，认识是深刻的。
    从目前东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势头推断，至2020年左右，东亚文化将发生一次“文艺复兴”，即东亚现有文化将进一步走向开放和宽容，通过与世界现代文化衔接、联网而变革自身。在这一“文艺复兴”过程中，东亚的儒教文化（中、日、韩、新、越），伊斯兰教文化（印尼、马来西亚、文莱）、小乘佛教文化（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天主教文化（菲律宾）都将通过积极接受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文明的成就和精华而经历新的洗礼和升华，最大限度地增加各自的开放性、包容性、融合性、适应性和创造性。东亚的“文艺复兴”是东亚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向心力增强，离心力减弱，聚合性增强，分散性减弱，对立、排斥、矛盾性减弱，协调、共生、相容性增强的过程，是比西方文化更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创造性的东亚文化日益浮出水面的过程，也是东亚文化通过自我更新重新获得旺盛生命力的过程。
 
[i]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报告：与贫困作斗争》，财政出版社2001年版。
[ii]金日坤：《东亚的经济发展与儒教文化》，日文版，大修馆书店1992年版，第33页。
[iii]世界银行历年发展报告。
[iv]参见罗荣渠：《东亚崛起的意义与21世纪前景》，载《天津》1992年第2期。
[v]弗劳利安·康马斯、尤迪特·施塔波斯：《新亚洲》，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vi]《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演讲集》，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vii]曼纽尔·卡斯特：《社会的崛起》，中译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页。
[viii]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演讲集》，第122页。
[ix]]新华社联合国2001年9月19日电。
[x]到2002年10月，日本已经有9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
[xi]]杨牧之：《威胁、教训与——当前出版业面临的挑战》，载《出版科学》2001年第3期。
[xii]《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演讲集》，第20、36页。
[xiii]小R.霍夫亨兹、K.E.柯德尔：《东亚之锋》，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9页。
[xiv]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