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网 > 科教论文 > 教育学毕业论文 > 文化论文 > 正文

理想与现实之间化毕业论文

2017-08-15 02:35

——“54”时期妇女解放观的几个层面
1
“54”时期，探索妇女解放的首要层面仍然是的，即主张男女平权与妇女参政。这是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继续，但却赋予了新的含义。在这方面有不少文章论述过，我简要叙述并略陈己意。
辛亥革命时期，尽管已经有了梁启超的《新民说》，但真正的西方妇女观并没有广泛普及，当时，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像秋瑾那样的自求解放的妇女，其主体思想还是反清和政治体制的变革。
经历过辛亥革命和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民初知识分子，有着1种对“革命”与“政体变革”大失所望的普遍心态。吴玉章回忆说：“辛亥革命以前，我们曾经抱着1个美丽的幻想，以为革命后的1定是1个民主、独立、统1、富强的国家。但是现实嘲弄了我们，中国人民所碰到的不是民主，而是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不是独立，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蚕食和鲸吞；不是统1、富强，而是军阀们的争权夺利、鱼肉人民。” 时任天津《民国报》编辑的梁漱溟，“以与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用鲁迅的话说，“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什么都要从新做过”（《华盖集·忽然想到》）。
在共和政体之下，知识分子们新1轮的抗争开始了，这就是以陈独秀《新青年》为号角的“54”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出现的意义首先是政治层面的，它以民主、为旗帜，以新文化为手段，以反对非人的封建专制与封建礼教为目标，以从封建意识形态的桎梏下解放人、解放个性为其精神价值取向。
新文化运动也赋予了妇女解放以新的含义。概观这1时期知识分子们提出的妇女政治解放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

1、针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尊孔复古”逆流，反其道而行之，将妇女的政治解放定位于反对封建礼教奴役，争取政治人格独立。
“儒者3纲之说，为1切道德政治之大原”，而其中的“夫为妻纲”，则把妇女置于夫权之下，剥夺了妇女的参政权。为此，陈独秀号召：“1916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 在政治上，妇女的人格独立有两层含义，1是要在社会上确立妇女的独立自主的政治地位；2是要妇女建立自己的独立参政意识，不再把自己的政治权力轻委他人。经过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特别是反孔老英雄吴虞等人的努力，应该说，其社会政治效果最为显著。翻开民初报纸，1916年以前，整版的性病药品广告上，堂而皇之地写着“妇女为万恶之首，肮脏之源”1类的词汇，以后，这种现象不复存在了。且不说妇女实际社会地位改变得如何，单就社会舆论而言，妇女的政治地位的确是提高了。另1方面，随着54运动后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呼声高涨，新1轮的妇女参政治热兴起，以广东为先声，浙江、湖南、京、津、沪等地的妇女纷纷组织各种参政团体，甚至要求竞选议员，直接参与政治决策。尽管这类活动在事实上没有多少实绩，且支持与反对者皆有之，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妇女参政争论中心已不再是男女天赋人权的平等问题，而是妇女参政的能力与时机问题，这显然比清末民初前进了1步。而像子君那样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话来的知识妇女也日渐增多，她们不同于秋瑾的妇女，以参政为自我解放之首选，而是在更广泛、更切实际的层面，开始了自我拯救运动，包括挣脱旧式婚姻束缚、争取恋爱自由、谋求与职业的权利等等，政治舆论的转向，无疑为她们创造了1定的条件。从不讳言对政治有着超乎1切兴趣的陈独秀，尽管在其他政治运作上历尽坎坷，但在这1点上却是旗开得胜，功不可没。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2、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引进与普及，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提出了妇女政治解放的新方向，即：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社会制度，实现“社会主义”，以求得妇女问题的“根本解决”与妇女的“彻底解放”。

$False$

陈独秀在《妇女与主义》1文中指出：妇女与劳工是社会上最没有能力的、受压迫最深的，妇女问题，离了社会主义，“断不会解决的”。因为现有的社会制度是造成1切不平等的根源，但“在社会主义之下，男女都要力作，未成年时候，受社会公共，成年以后，在社会公共劳动。在家庭不至受家庭压迫，结婚后不会受男子压迫，因社会主义认男女皆有人格，女子不能附属于父，也不能附属于夫”。所以，“如果把女子问题分得00碎碎，如教育、职业、交际等去讨论，是不行的，必要把社会主义作唯1的方针才好”。李大钊在他的几篇文章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210世纪是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亦是妇女的解放时代”（《女权运动》），“我以为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1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1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战后之妇人问题》）。310年后新的建立，以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妇女社会地位的改变，为这1妇女解放思想的萌芽作了最好的注解。
概言之，“54”时期的妇女解放，由反对袁世凯“尊孔复古”逆流而起，以资产阶级的男女平权思想为过渡，至确立“社会主义”理想终。
2
“54”时期，探索妇女解放的第2个层面是的，即妇女如何在社会上取得经济独立地位，如何自谋职业，如何拥有与男子1样的财产继承权等，这是这1时期妇女的新动向。 但据我现有资料，当年这类讨论多夹杂于妇女问题宏观研究的文章中，也有1些针对妇女职业问题或家庭、财产权问题的专题论述，而真正从经济学角度，系统研究妇女经济独立问题的文章几乎没有，研究这1时期妇女经济问题的专著也不多见，故这里只能初步地勾勒1个轮廓。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在1些知识分子热衷于从政治上探索妇女解放之路的同时，另1些则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中妇女们的经济问题，其中尤以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最广。辛亥革命后的复辟帝制与“尊孔复古”逆流，激发了陈独秀等人更高涨的政治热情，导引出更先进的政治理想；但对鲁迅而言，则将其注意力转向了对国民性的深刻反思上。“重新做过”即“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但说到这类的改革，便是真叫做‘无从措手’”（同上），在妇女问题上也是如此。
理想主义者们浪漫地将“娜拉”介绍给中国女界，现实的鲁迅则发出“娜拉走后怎样”的疑问，而且毫不客气地指出，出走后的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论断让人扫兴，却是中国的现实。翻开民国报刊，因争取独立或恋爱自由而出走的女性，少有完满结局的。她们不是以恋爱失败告终，就是以谋生无着而“堕落”或“回来”，回到封建大家族中去，过比以前还不如的日子，甚至像子君那样悲惨地死去。鲁迅告诫女孩子们：“万不可做将来的梦”，“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1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1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1面再想别的法。”（《娜拉走后怎样》）深知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1张桌子也要血，也未必1定能搬动的鲁迅，要民国的年轻知识女性们作好“壕堑战”的准备：“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1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两地书》）；在争取经济权上，则要她们发扬天津“青皮”的“无赖精神”，“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娜拉走后怎样》）。这样的开导，早已超出要经济权以外了，但在要经济权这1点上，鲁迅的指令是简单、清晰而执著的。

事实上，妇女地位的变化是与分工变化、家庭结构改组密切相关的。近年来，1些学者关注民国初年的家庭变革与家庭，而这正是与妇女经济有重大关系的命题。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可将“54”时期对妇女经济问题的探讨分为以下几类：
1、针对几千年来封建大家族制度对妇女的束缚，向传统家庭挑战，倡导建立以爱情为基础的小家庭制，把妇女从买卖婚姻中解放出来，使她们获得相对的经济自主权。
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生活》1文中指出：“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遂及于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摇动”，“西洋个人独立主义，乃兼伦理、经济2者而言，尤以经济上个人独立主义为之根本也”。而“中土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此非个人独立之道也，的大家族制度已不再适应现代生活，到了非打破不可的时候了。晏始在《家庭制度崩坏》1文中，提出了实行欧美小家庭制的主张，认为父权的大家庭制在中国已难以维持，应代以“欧美式以个人主义思想为中心的小家族主义的新生活形态”。严恩椿的《家庭进化论》则提到要将原有大家庭的财产分给各个小家庭，各小家庭在经济上保持独立。发表于《新青年》2卷2号上的《新青年之家庭》1文，主张小家庭的“出纳庶务，均由主妇主张之，男子无干涉之权”。刊登于《妇女杂志》7卷1号上的《新家庭》1文，更要求“新家庭之中财产，属之于得产之人，其义在养成个人主义，发达自立之能力，而铲除依赖根性也”。30年代，1些知识妇女纷纷在报上倾吐自己建立小家庭后的感想，尽管喜忧参半，但不再是民初妇女1味的苦诉，这也不失为妇女相对经济独立后的1个印证吧。
2、从社会角度，以妇女职业为中心议题，探索妇女经济独立之路。
小家庭的建立，无论是男女经济共有还是各自经济独立，都必建立在妇女有自己的经济来源基础之上。昔日的聘金妆奁，是大家庭的投资（需用以“孝”为核心的人格与财产依附来交换），既建立独立的小家庭，自不好也不能再接受。加之中国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的结构变化，既成为小家庭建立也成为大家庭破败的因素，中国近代化城市，也是部分地建立在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基础上的 ，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封建大家庭的衰落是1个的必然趋势。经济上的变化也如观念上的变化，正像鲁迅所说，“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由是，为妇女在社会上谋得经济独立的1席之地，就成了“54”时期知识分子们的追求。陈问涛在《提倡独立性的女子职业》1文中说，妇女职业问题，要算是妇女问题的中心问题，因为“照唯物史观，1切精神的变动，都是由于物质变动……倘使不能把妇女经济问题解决，其他什么‘社交公开’、‘婚姻自由’等等，皆是空谈了！”他还为妇女们开列了12个就业方向，即各种商业、工场上的工作、合作的手工业、各级学校教师、书记、新闻记者、邮电管理、铁路职员、戏剧家、家、农业等，并补充说，“凡现社会所有的职业，除12男子特别职业，女子生理上万不能经营外，其余都是女子职业的领域” ，这就从心态和舆论上为妇女求职铺了路。张竞生在《美的社会组织法》1书中也提到了妇女的职业问题：“凡妇女不管父家夫家富的贫的，自己总当勉力谋得1件职业以养生。但在这样社会，女子的职业甚少，故最要的应由女界共同组织各种妇女的职业机关。……如茶楼酒馆与各项商业的经营。”“若说女子应该谋1比此较高尚的事业，则我想女子应该组织‘女子教员会’，互相提携。” 从20年代初期开始，许多报刊日益关注妇女的职业问题，刊登了不少讨章，有主张从女子职业入手的，有主张创办“女子共作社”等女子职业组织的，有要求社会向妇女开放1切职业，并同工同酬的。加之20年代弥漫于知识界的各种新思潮下的各种社团组织，如属于工读主义的“工读互助团”、属于新村主义的“平民学校”等，也为妇女跨入社会求职提供了1些实验基地。与此同时，各大报刊杂志还大量介绍了欧美各国妇女所从事的职业，有的还配上插图详加说明，这就为知识妇女谋职打开了眼界，提供了帮助。54运动后，上海等大城市各行业都开始有女职员出现，而以医疗、银行、商店、文艺、电讯等部门更为突出。 主张妇女参加社会工作的张竞生，也在他创办的“美的书店”中招募了几位女店员。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3、为妇女财产求得与道德上的保障。
有了小家庭与自己的职业，妇女的财产未必能得到保障，这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与道德保障机制。为此，张竞生提出的以下几项措施：（1）“要求女子得与伊的兄弟同分产业——此事除从法律上要求规定外，现在最紧要的应由各地女界发起1个有计划的社会运动。”“向那些比较开能通的智识界、外交界、慈善界与农工商界等征求同意。愿者签名，代为登报赞扬，同时也算是为他们的女儿作保证人。”（2）凡已嫁得开通夫婿的妇人者，应以情动与理喻其夫，务必得1种法律性的平分产业的凭据。若有子女者，则母亲至少须有与子女同分1份家产的规定。（《妇女眼前》）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也说：“要求权固然是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1说到经济的平均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但“战斗不算好事情……平和的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将财产平均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这类主张，对于有产阶级的妇女来说，还有帮助，对于尚无任何财产可言的广大劳动妇女而言，就提不到议事日程上了。2310年代就妇女经济问题在法律上的斗争，主要集中于打破限制妇女职业权的旧法律，制定新的职业开放、工资平等和劳动保护等法律上。
概言之，“54”时期知识分子对妇女经济问题的探索，是附着于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内的各种改造社会思潮之中的，涉及范围广，但缺乏系统性的专门。
3
“54”时期妇女解放探索的第3个层面是文化的，即如何提高妇女文化素质并引导她们步入新文化殿堂。这是新文化运动中妇女解放论的特色，也是其主要的功绩。知识分子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默默无闻的工作，其中1些因种种原因至今未得重视与解决，我将择其要而叙之。
人的解放是以文化观念的变革为前提，又是以文化观念的更新为结果的，妇女解放也是如此。新文化运动要的是个性的解放，是对自由意识的追求 ，这离中国妇女的现实相距甚远。如何缩小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使妇女解放运动成为广大妇女自觉的行动，就成为“54”时期知识分子普遍关注的课题。综观这1时期1切与妇女问题相关的文化上的大讨论，如伦理、道德、爱情、贞操、婚姻、家庭、育儿、独身、社交、等，就文化观念而言，概括起来无非要解决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1、针对封建文化中的“男尊女卑”的1元妇女观，提出男女两性平等、和谐的2元妇女观，进而养成妇女在追求自我解放观念上的自觉。
西方的妇女运动是建立在“为人或为女的两重自觉”基础上的，它不仅仅要求与男人享有同样的权、经济权和教育权，更重要的是它要为女性特有的思维、心理、价值观、审美情趣与生存方式等等争得权，这是对西方男权社会的反拨。但在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1方面讲究“天人合1”，“男主外妇主内”；1方面则是“3纲5常”，“3从4德”，妇女从来都是依附者——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从未给女性以独立发展的空间，妇女们不仅被严酷地禁锢在“家族”之内，更被弱化成男性文化的附属品，“男主女从”，天经地义，连女子也视为当然。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从文化观念上确认妇女作为1个“人”的存在价值。为此，“54”时期的知识分子做了两方面的工作，即1方面呼吁社会把妇女当成1个独立存在的“人”来看待，而不再把妇女看成家族的、男性的附庸。他们引进西方的妇女观，介绍西方女权运动发展现状，作为改变中国传统妇女观的有力武器。吴虞在《女权平议》中对封建的“男主女从”的妇女观发起猛烈攻势，指出“以欧美妇女之趋势证吾国家庭之现象，诚有不忍言者”；“愿通达古今之君子，览世界之大势，勿徒吟咏咀嚼2千年以上之陈言”。李达在《女子解放论》中指出，世界女子过去1大部分的历史，是被男子征服的历史；如今欧美的男子，知道了女子的本领，承认女子有独立的资格，以男女两性为本位；依中国的国情，比欧美更加有解放女子的必要，为女子的应该知道自己是“人”，为男子的则应顺乎时代潮流，帮助女子实现“人”的解放。李大钊在《妇女解放与Democracy》1文中指出：“社会上1切阶级都可变动……独有男女两性是1个永久的界限，不能改变，所以两性间的Democracy比什么都要紧，我们要是要求两性间的Democracy，这妇女解放运动，也比什么都要紧。”另1方面，他们则呼吁妇女从被奴役的恶梦中醒来，明白“自己也是个人”，不再甘为他人的附庸。胡适在《易卜生主义》1文中，把“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介绍给中国妇女，指出娜拉所以要离家出走，只是因为她觉悟了了自己也是1个人，只因为她感觉到“无论如何，务必努力做1个人”。周作人在《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中强调妇女的解放必须是建立在妇女个体观念的“自觉”之上的，这是妇女摆脱男性束缚的第1步，并指出：“我觉得中国妇女运动之不发达实由于女子之缺少自觉。”在《妇女运动与常识》中，他将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精髓的“知道你自己”引入对妇女问题的思考：“我相信必须个人对自己有了1种了解，才能立定主意去追求正当的人的生活，希腊哲人达勒思的格言道，‘知道你自己’，可以说是最好的教训。”

“人的觉醒”不能等同于“女性的觉醒”，要使妇女真正获得解放，还必须从观念上确认妇女作为1个“女人”的存在价值。2千年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意识中，妇女要么是贞女烈妇，要么是祸水娼妇；或为维护封建秩序的工具，或为男人泄欲的工具，都要以牺牲女人的生命为代价的。“食色2性”都是针对男人的满足而言的，女人不仅没有独立的权力与意识；而且在性生活及性文化上，也从来没有“做女人”的权力与意识，女人被看作是没有性欲的，从而，从最基本的生存意识上，剥夺的“女性”的存在权力 ，无性的爱和无爱的性，构成了“文化的死角” 。因此，从性别观念上正本清源，彻底肃清封建文化对妇女身心的禁制，就成为“54”时期的重大课题。为此周作人翻译引进《贞操论》，介绍蔼理斯的性心及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妇女观，旨在向人们说明，女性不仅有性欲，而且是与男人有差异的；女性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的性欲，都是正当与健康的。尊重妇女，就应从尊重妇女的性欲求与性心理，了解男女性欲差异开始，真正把女人当作有情有欲的活生生的“女人”来看待，男女都应如此。浪漫如张竞生者，设计了《美的人生观》与《美的组织法》，欲1改封建专制下“男主女从”的妇女观，确立“新女性中心论”，用女人天性中“爱”与“美”的特性主导社会，从而构成1种男女两性和谐的“的生活”。在《美的人生观》中，张竞生将法国浪漫主义与性引进，为人们描画了1幅美丽而生动的两性生活蓝图，其中既有纯洁的性观念，也有艺术的性技巧；女性成为自己身体、情感的主人和社会的主角，她圣洁而美丽，善良而多情，健康而快乐……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找不到这样的妇女观。但是，正如伍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