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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江遗恨》的是是非非与沦陷时期的中国电影

2017-08-20 04:49 【内容提要】
完成于1944年底的《春江遗恨》也许是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具争议的影片，争议的焦点在于该片是不是中国电影。本文根据新近“发掘”的《春江遗恨》拷贝以及相关历史档案，从影片诞生的语境、影片所叙述的历史、影片的叙事策略、影片被接受的过程、以及影片在战后的影响等方面详细地分析了“争议”的根源。作者认为，《春江遗恨》在中国拍摄以中国为背景、由中国人编剧和导演、由中国明星主演、以汉语为主要语言、在中国发行、部分由中国投资，虽然是一部“附逆”作品，但仍然是一部中国电影。作者提出，不但应该承认该片在色彩斑斓的中国电影史上所占有的独特位置，甚至可以在“全球化”和“跨国”电影制作的语境下思考《春江遗恨》在中国电影史中的意义。

【关键词】 春江遗恨 沦陷时期 中国电影 　　完成于1944年底的《春江遗恨》也许是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具争议的影片。然而，关于本片的实质性讨论却凤毛麟角。那些涉及这部影片的著述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它的历史问题。换句话说，《春江遗恨》和其他那些在抗战期间沦陷区拍摄的所有中国电影一样，仍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桩悬案。除了个别学者，如傅葆石，大部分研究中国电影的人，包括我本人在内，都不太愿意触及沦陷时期的中国电影。很明显，如此忽视这段历史是没有道理的。这一时期的电影要么是中国电影史的一部分，要么不是，学者们应该有个立场。我的看法是，对中国电影史感兴趣的人应该对沦陷区的电影以及它们在战后的命运有所了解。
　　现存有关《春江遗恨》的零星文字多是提出问题，而不是在寻找答案。陈立在他的著作中对《春江遗恨》有过三言两语；张英进和萧志伟也提到过这部影片；傅葆石论述此片时也有几段很有意义的文字，但他坦言自己从没看过这部影片①。这些著述几乎都间有史实上的谬误。至于其他那些口号多于学术的文字不提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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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史家程季华对《春江遗恨》曾痛斥有加，拒不承认它是一部地道的中国电影，还用心良苦地故意不提参与这部影片创作的那些中国影人。在他那本影响广泛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影片目录里也根本没有列入这部影片②。有意思的是，中国电影资料馆却将《春江遗恨》收入了自己的《馆藏中国电影编目》③。显而易见，围绕着《春江遗恨》，一直是争议多多，扑朔迷离。
　　既如此，为什么没有人写过文章详细地讨论它呢？一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很少有人看过这部影片。几十年来，研究者们一直担心所有《春江遗恨》的影片拷贝都已毁于半个多世纪的战火与动乱而未能传于后世。但是，2001年，俄罗斯电影资料馆居然“发掘”出一个《春江遗恨》的拷贝。从而，人们可以在这部影片面世六十年以后理清有关这部影片的种种是是非非。
　　
　　一、争议的语境
　　
　　1943年5月，南京的汪精卫政府和上海的日本占领当局都觉得汪伪统治区的电影界对“圣战”支持不力④。汪精卫希望电影中有更多亲日的东西，能宣扬“大东亚共荣圈”观念，并旗帜鲜明地抵制英美帝国主义。
　　为了着手拍摄这类影片，汪精卫指使自己的亲信成立了中华电影联合公司（简称华影），全面负责影片拍摄、发行、放映等事务。华影是汪精卫政府宣传部下面的直属单位，由宣传部在上海的头头冯杰任总经理。冯杰虽颐指气使，但制片方面却牢牢地控制在日本人川喜多长政和张善锟手里。这是两个很有个性色彩、难以简单归类的人物。他们在中国联合制片股份公司（简称中联）时期配合默契。中联的解散就是为华影铺平道路。川喜多长政和张善锟都力主中日合作，坚信故事片得有艺术和娱乐的元素⑤。
　　华影在1943年生产了36部故事片。由于战事接近尾声，这一时期的经济条件不断恶化，因此，电影必须具有娱乐因素和市场号召力，否则就不会有人看。这样一来，无论是日本方面还是汪伪政权中指望电影为政治服务的人就很失望，觉得电影界过于注重娱乐性，连华影的影片也政治内容不足，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大东亚共荣圈”。一些官员认为，如果中日合拍影片，政治效果可能会更好些。华影的成立就是为了让日本人直接介入其事。但是，这种合作的结果只拍成一部影片，那就是《春江遗恨》。该片由华影和大映株式会社合拍。日本人八寻不二编剧，剧本经华影中方台柱子编剧陶秦仔细审查和修改，并于1943年末开拍。因为制片有充足的资金保障，实际拍摄工作大约进行了六个多月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