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塬上的候鸟——当代史边缘之麦客研究(2)

    邵振国的《麦客》情节很简单：吴河东生计艰难，妻子劳累而死，儿子吴顺昌年龄已大，还娶不起媳妇，为了挣钱贴补家用，父子出门赶场，分别受雇于不同县份的两家人。吴河东顺手拿了雇主儿子的一块手表，这是他第一次做贼。在追查时，雇主维护了吴河东的尊严，而吴毅然把手表还给了人家。吴顺昌受雇于水香家，她的丈夫身患残疾，在共同劳动中，她对吴顺昌生出爱慕之情，他却碍于雇主一家待他好，未去赴约。临别，水香给他开了很高的工钱，还送他一双球鞋。父子见面后，父亲怀疑儿子的鞋是偷来的，觉得丢了他的脸，打了儿子。[26]这其中传达的信息是丰富的，每到麦收季节，关中常有传说某地麦客杀人作奸、为非作歹之类。也许因为贫穷，麦客便更容易被怀疑作奸犯科。但这篇小说中的父亲竟然怀疑儿子的鞋是偷来的，是否也不幸陷入了主流语话霸权的陷阱?

    麦客常一路扒火车扒汽车，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常常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有扒车摔伤摔死的，路上病死的，也有因口角被打死的。做麦客固然不易，做女麦客尤须防范可能遭遇的风险。据报载，某社姓女麦客好不容易被人雇去，却没想到雇主竟是个“色狼”。对于多数人而言，赚个把月“口粮”，还能挣些工钱就很满足了(雇麦客必须管饭，烟茶酌情)。用麦客的话说：“‘肘肘’(镰刀)挣钱难，混个肚子圆——逛世界哩!”对大多数不达温饱或已近温饱，又不具备“打工仔”条件的麦客而言，这“逛”是艰辛的。“就是下苦人”这句麦客常说的话中，饱含了他们离乡背井的失落、自卑、懦弱的全部感受——虽然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最让他们受不了的是当下的“年轻人心瞎了”，老辈农民善待麦客的古风正在淡化。每遇到争执被欺、被辱、被打骂，他们多数忍气吞声。甚至十几个汉子也不敢与一两个“敌手”对峙，只求息事宁人。[27]

    也有高看甘肃麦客者。陕西人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据说，在甘肃陇东，小伙子们也是很帅气的，他们大多长得高鼻梁大眼睛，核桃吃得头发又黑又亮，“人攒劲，腰子好。”位于陕西潼关一带一些地方的女人们又个个出落得如花似玉，楚楚动人，她们总觉得男人们因为吃的水里有点多余的东西而干不了农活不说，总显得阳刚不足，阴气有余。于是乎，每年麦收时节，在麦客和雇主之间难免演绎出许多故事来，因了这“人攒劲”，多有贫穷的甘肃麦客收了田，吃了饭，挣了钱，回家时八成还领回个陕西女人。[28]不过，也不排除有的“麦客”与缺少壮劳力的女主人产生感情，倒插门做了女婿，从此定居下来。这当然会成为其他“麦客”羡慕的对象。

    也有同情麦客者在。《麦客时》的吴振木或为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官至云贵总督，著有《花宜馆诗抄》。徐世昌《晚晴移诗汇话》谓其“目之所触，亲身所历，关民生疫苦者，累觑重噫，长言咏叹”。他体察民情，“麦客现象”才进入其视野，并发之于歌咏，确是难能可贵。[29]侯登科被誉为“麦客之子”[30]他的作品同情“下苦人”的艰难生活，有些如《被撞伤的麦客和他的妻子》催人泪下。他认为，“摄影者的优越感是多么值得警惕和鄙视。”在当代中国媒体仍然拥有特权的情况下，侯登科已经意识到了他自身与他的对象之间的一种权力关系。对弱者的关注始终存在一个危险，那就是对自己信奉的某种观念的不择手段的图解以及价值判断的武断。侯登科的自省使他拒绝把关注弱势族群作为一种传媒时尚话语。[31]“老侯记录的是平常人的生活，只是存一点翻开正史的笏板、为麦客们立此存照的意愿。”[32]

    秦晖(2000)自称“作为于‘早稻田大学’而又以治农民史为业的笔者，在陕西工作了十多年，对麦客这一群体，我也是关注也久。”[33]“生活在改革开放带来繁荣的城市中的人们，东部的人们，包括如今被视为改革代价承受者的下岗工人、被视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恐怕都难以想象当今世界上还有如此‘廉价’的劳动：许多麦客辛苦‘转场’一季下来，扣除路上花费实际并无所得，甚至还‘负亏’，他们图的只是受雇期间‘管饭’而已!‘肘肘(镰刀)挣钱难，混个肚子圆’。”他担心如今“世风日下，现代的人道、平等观念在我们这里远没有权势、金钱对人性的腐蚀传播得快，麦客在关中可能遇到的主顾少了几分传统的淳朴和厚道，多了几分‘伪现代’(或者‘后现代’)的势利，其境遇更可想而知”。[34] 大学排名

    3．3麦客面临之挑战

    麦客对于关中的贡献是巨大的，虽然出于某种原因，无论是陕西的精英阶层或草根并不公然予以承认。非典期间，陕西农业劳动力短缺矛盾突出，2003年5月26日在副省长主持召开的全省“三夏”工作电话会上，“麦客大大减少”被列为与“大量在外农民工不能返乡”和“农机跨区作业难度增大，导致收割数量不足”并列的原因之一，并位居第二。[35]然而随着田野上越来越多地响起联合收割机“隆隆”的吼声，陕西“掌柜的”也越来越喜欢这种快捷、省事的机器。20世纪90年代前期，麦客与机械化麦客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中后期，后者已把前者压缩到机械化难以“规模经营”的西安、宝鸡间有限的地方，并已将渭河以北、关中平原大躺的平坦区“占为已有”。[36]无论是否代表着现代文明的进步，联合收割机代替镰刀却是毋庸置疑的事。依然有数以万计的麦客顽强地固守这一古老职业，他们知道，机器去不了的麦地多的是。所谓“倒麦不能割，套种了玉米、辣椒的麦地不能割，窄地摆不开，山地上不去”，他们自信“这陕西的麦子还得我们麦客子”。那“铁麦客”从地的这头开过去，那金灿灿的小麦不用打碾就可晾晒，每亩的价格比手工收割还便宜两元多钱。[37]

    麦客消亡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民工出卖劳动力有了多种多样的方式，一年四季可以做的事也越来越多，到工地去，到企业去，到工厂去都可以做事，没有必要靠一两个月或40—50天来挣钱了，是挣钱的门道多了。甘肃礼县江口村座落在大山深处，过去，全村几百来户人家，靠在山上种些小麦、玉米、豆薯等作物维持生计。由于贫困，这里人曾年年去陕西关中赶麦场。可现在，这里的人走进都市，走出土地去外面做工、经商、上大学，在那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工作。[38]退耕还林还草后，家家种树、种草、养牛、养羊、经营果园、多数人家不再为衣食发愁了。[39]另一个原因就是90年代以后，联合收割机出现了，麦客没有用武之地了。就连麦客的家乡，如今割麦也不再用镰刀了。来自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等地驾驶着联合收割机的新麦客取代了来自甘肃、宁夏、青海的传统意义上的麦客。他们割麦也不再是为了维持生计，而是为了发家致富。[40]还有一个原因是部分地区因为退耕还林和多种经营而导致麦子种植面积减少，固原市小麦种植面积比去年减少40万亩。[41]西和县、礼县和武都县的几百名麦客每天早晨都盘旋在成都县县城的路两边，等待着麦主来找他们割麦。但往往以失望告终。来自礼县太塘镇小家村的几位麦客告诉记者：“今年，我们村的好多山地都种了树，麦子少了，活也少了，不少人都来到成县找麦割。我看县城周围的麦子没怎么少，但是山里的麦子却少了。”[42]“这两年我没出去赶场，村里年年都有人去。难，收割机一上，场口一年比一年小。如今的年轻人心眼活，修路的、烧砖的、盖房的，见啥干啥，看不上赶场十来天。”50岁的麦客赵小罗说。[43]

    麦客萎缩造成了麦客队伍急剧减少，而在一些地区，由于供需矛盾加剧，麦客行情反而看涨。有麦客行情的“晴雨表”之称的宁夏市罗县城的南北大街上，这几年来自宁南山区及临近甘肃、陕北的麦客一年比一年少，麦客中的青年已是没有了，稀稀拉拉的麦客都是60岁左右的农民。过去，雇主往那儿一站，立刻就有一群麦客围上去揽工，一亩小麦包割、包捆、包运到路，40元就成交。现在完全倒过来了，往往一个老麦客后面跟几个雇主。为了能把麦客请到家，实行“三包”的一亩小麦价格是80元，还得让麦客住好、吃好，就这样，有时候不一定能及时请到麦客。尽管联合机收一亩小麦只要30元，秸秆就收不回来了。但农民还是愿意多花钱请麦客。原因很简单，一亩小麦地的秸杆可收一吨多秸秆，搞养殖业或卖给造纸厂，一吨价格为320元，谁愿丢了西瓜拣芝麻。于是本地麦客开始填补这一空间。一些种麦少的农户在收割完自家的小麦后，看到让人眼熟的麦价，也纷纷加入到麦客行列中赶场割麦。“一天咋也挣个八九十元到100元。”一位下岗职工这几年一到农忙他就从石嘴山来平罗当麦客。他说他从2000年就当麦客，每年割麦就能挣上1000多元。[44]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