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考古的主要收获·农作物的驯化和栽培（(2)
2013-07-26 01:25
导读：地位。到了战国，枣树的种植更为普遍。《战国策》记载：“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矣。”湖南省临澧县九里墩和四川省昭化县
地位。到了战国，枣树的种植更为普遍。《战国策》记载：“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矣。”湖南省临澧县九里墩和四川省昭化县的战国墓中就出土了枣核。各地的西汉墓中更是经常发现用枣子随葬，如山东省临沂县金雀山，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广东省广州市皇帝岗和象岗山，江苏省连云港和铜山县龟山、仪征县胥浦、邗江县胡场、扬州，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等西汉墓中都出土了枣核[88]。其中尤以马王堆汉墓最为突出，不但发现许多枣核，而且发现很多保存完好的枣果。枣果为矩圆形，长1．5～2．5厘米，直径为1～1．8厘米，果皮灰褐色，多已皱缩。出土的竹简上还记载“枣一笥”、“枣脯一笥”等字样[89]，可见已掌握将枣子精制为果脯的加工技术，使人不禁想起《史记·货殖列传》中“安邑千树枣，此其人与千户侯等”的记载，当时不但枣树种植规模大，而且已经是商品化生产了。
除了上述几种之外，考古发掘中还出土了一些其他果实遗存，不过时代大都未早过战国时期，如广东省高要县茅岗、河南省信阳市长台关、湖北省江陵县等战国墓出土的柿壳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柿核；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梨子和香橙；广西钦州县独料新石器晚期遗址和广东省高要县茅岗战国墓、广州市皇帝岗西汉墓、广西贵县罗泊湾及风流岭西汉墓出土的橄榄核和乌榄核；广西合浦县堂排西汉墓出土的荔枝皮、核；广东省广州市皇帝岗及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的西汉的杨梅核；湖北省江陵县望山战国墓出土的苹果及其种子；新疆民丰县尼雅发现的东汉葡萄园遗址及新疆吐鲁番高昌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葡萄，等等[90]。
3．麻、苎、葛、棉、蚕桑
作为纺织原料的纤维作物，主要有大麻、苎麻、葛和棉花等，此外人们也很早就开始利用蚕丝，其大部分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麻
作为雌雄异株植物的大麻，其中雌麻的籽粒可作为粮食食用。雄麻的纤维细柔，可作为纺织原料，早在史前时期就已被利用。目前以辽宁省北票市丰下遗址出土的麻布残迹为最早，距今4000年左右，出土时附在小孩骨架上，为黄色平纹麻布残迹，每平方厘米经纬线各10根[91]。新疆孔雀河下游古墓中也出土了4000年前的大麻纤维[92]。河北省藁城县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的商代麻布，属平纹组织的大麻纤维。在福建省崇安县武夷山商周崖墓中也发现大麻布，均为平纹组织，其中最大一块残长110厘米，宽12～26厘米，每平方厘米经纱8根，纬纱12～14根。这些发现，与《诗经·王风》中“丘中有麻”、《诗经·陈风》中“东门之池，可以沤麻”等诗句相印证，说明商周时期大麻的种植较为普遍，已成为人们的主要衣着了[93]。
苎
苎麻为荨麻科多年生草本作物，雌雄同株，喜光和温暖湿润气候，耐旱，一年可收获二三次，自古以来为我国纺织原料之一。《诗经·陈风·东门之池》中有“可以沤纻”诗句，纻即苎麻，其种植历史当在周代以前。1958年浙江省吴兴县钱山漾遗址出土过一些苎麻布和细苎麻绳，距今4000多年[94]。福建省武夷山船棺中发现了二块商周时期苎麻布，每平方厘米经纱20～25根、纬纱15～15．5根。陕西省扶风县杨家堡遗址发现了西周时期的苎麻布。安徽省舒城县凤凰嘴遗址出土了春秋中期的苎麻布残片。湖南省长沙市浏城桥和杨家湾遗址，江西省贵溪县崖墓，江苏省六合县和仁等地的春秋战国古墓中都出土过苎麻布[95]。
葛
葛是豆科纤维作物，成长于路边、草坡、疏林中，块根含淀粉，可食用，茎皮纤维可织葛布。葛本是野生植物，但早已被利用，江苏省吴县草鞋山遗址就出土过6000多年前的葛纤维纺织品残片[96]。很可能，史前先民已经有意识地保护利用它，从而成为半野生状态的纤维作物，商周以后就逐渐被培育成为栽培作物了。所以《诗经》中多次提到葛，如“葛屦五两”(《齐风·南山》)、“纠纠葛屦”、“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获”(《周南·葛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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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
棉花为锦葵科一年生草本(简称草棉)或多年生灌木(简称木棉)。性喜温暖，适宜在砂壤土种植。棉花在古代叫作吉贝、白叠。《禹贡》：“淮海唯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此织贝古人认为是织成贝纹的棉布。《南方异物志》：“五色斑布……古贝(即吉贝)木所作……染之五色。”说明古代南方沿海岛屿早已种植木本棉花。《南史·列传六十九》：“高昌国有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纑，名日白叠子。国人取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可见西北地区也早已种植草本棉花。考古材料则表明中国种植木棉可早到商周。福建省崇安县武夷山船棺中曾发现一片棉布，时代距今3000年前后，经鉴定为平纹棉布，经纱宽约0．5毫米，纬纱亦宽约0．5毫米，每平方厘米密度经纱14根，纬纱14根[97]。这是我国最早的一块棉布。新疆汉唐墓葬中亦常有棉布制品出土，甚至还出土了棉花和棉籽(草棉)。大约在宋代以后，棉花在中原和江南地区种植甚多。庞元英《文昌杂录》：“闽岭以南多木棉，土人竞植之，采其花为布，号吉贝布。”方勺《泊宅编》：也载“闽广多木棉。”浙江省兰溪县南宋中期墓葬中出土一件棉毯，全部是用棉线织成，经纬条干一致，两面拉毛均匀，具有细密厚暖等优点。可见浙江植棉业已有一定规模[98]。到了元代，棉花种植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已很普及，元朝政府就“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99]。至明代，棉花已是“其种乃遍布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丝帛盖百倍焉”[100]。江苏、江西等地出土的棉花、棉布都可作为实物例证[101]。
桑(附蚕)
在新石器时代，存在着大片野生桑林。史前先民在长期的采集活动中，也会采摘桑椹充饥，因而有可能发现桑树上野蚕所结的茧，从而逐渐注意将野蚕茧丝加以利用，继而有意识地保护、饲养野蚕，最后将它驯化成家蚕。《夏小正·三月》：“摄桑委扬……妾子始蚕，执养宫事。”甲骨文已有蚕、桑、丝、帛等字，并且祭祀蚕神。西周已出现专门种植桑树的桑田(《诗经·定之方中》)，面积以十亩计(《诗经·十亩之间》)。《诗经·豳风·七月》亦有“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等诗句，反映了妇女采桑养蚕的生动情景。商周墓葬中常以玉蚕随葬，出土的一些丝织品残迹也表明丝织技术相当成熟。这些都说明商周时期的蚕桑业已较发达，也兆示我国蚕桑的历史应该可能早到史前时期。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1926年，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仰韶遗址中曾发现半个经人工割裂过的茧壳，茧长15．2毫米，幅宽7．1毫米[102]。1958年，在浙江省吴兴县钱山漾遗址发现距今4710±100年的绢片、丝带，经鉴定为家蚕丝织成[103]。70年代，在山西省芮城县西王村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陶蛹[104]。在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发现蚕纹牙盅[105]。80年代，在北京市平谷县上宅、河北省正定县南杨庄、陕西省神木县石峁、辽宁省锦西县沙锅屯等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发现陶蚕蛹或玉蚕[106]。其中南杨庄发现的二件陶蚕蛹，长2厘米，宽、高均0．8厘米，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由此可见，在五六千年前，史前先民已经掌握了植桑、养蚕、缫丝的技术，从而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蚕桑、丝织的
。
战国以后，蚕桑业有很大发展，各地农家大多种桑养蚕，“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孟子·梁惠王上》)。在一些铜器上也开始出现采桑的图像。如河南省辉县出土的铜壶和故宫博物院藏品宴乐铜壶以及四川省成都市出土的铜壶上都有采桑图像。山东省嘉祥县武梁祠石刻、四川省成都市和德阳县的汉代画像砖上也有桑园图像[107]。可与《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齐鲁千亩桑麻……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相印证。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70年代甘肃省嘉峪关市魏晋墓出土画像砖中的采桑图，色彩鲜艳，形象逼真，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桑园景象，可与《齐民要术》中有关桑树种植技术经验的记述相印证，表明当时蚕桑业也相当发达[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