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体制化：晚清近代农学的兴起(2)
2013-08-03 01:13
导读：上之！”[7] 可是，李鸿章并没有理会青年孙中山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热血建议，没有“玉成其志”。正是由于上书提倡改良而不被清政府所采纳
上之！”[7] 可是，李鸿章并没有理会青年孙中山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热血建议，没有“玉成其志”。正是由于上书提倡改良而不被清政府所采纳，加上目睹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腐朽无能，使孙中山认识到：“和平方法，无可复施”，[8] 从此走上革命救国的道路。
农学启蒙更直接更有效的形式之一是创办学术刊物和介绍科学著作。借助这种最具扩散力的媒体手段，早期的农学启蒙在知识阶层和开明士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896年，以罗振玉、徐树兰、朱祖荣、蒋黻等人为倡导，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务农会。他们在务农会章程中写道：“农据四民之一，虽与并称，然必地面生材饶裕，方能讲求工作，推广贸易，则农实为工商之本。循流溯源，则农尤先务。”因此，他们一批同仁“立会海上，讲求此事，将以广树艺、兴畜牧、究新法、浚利源。”[9] 上海务农会在成立次年的1897年，即创办了中国上第一份农业学术刊物《农学报》。该刊一直到1906年停刊，十年间共发表了国外农业译文700余篇。此外，上海务农会还出版了一套《农学丛书》，收录农学译著171种，介绍了包括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先进国家的农业科技、农政法规、农业、农业以及农业时事等内容。此外，江南机器制造局以及广学会、新学会社等团体，都组织译刻了不少农业教材。尤其是当时留学日本的中生，游学之余，他们还以自己在国外的所学所闻，翻译了当时的许多农学新著。所有这一切，都从不同的侧面增进了晚清社会各阶层对欧美及日本先进农学的了解，为中国近代农业科技事业的诞生起到了助产催生的作用。
应当指出，在农学启蒙过程中，除了少数在海外留学的青年学生，早期的农学启蒙思想家们大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作为一个特定的知识群体，都没有接受过西方近代农学的的系统训练。他们只是从不同来源的分散的知识信息中，依稀地感觉到西方农学的先进。因此，他们所介绍的西方农学，是一种表象化的农业技术，或者说是一种被物化了的技术，比如农业和作物良种等等。他们还没有揭示农业科技与整体科技之间的关系，没有揭示近代农业与工商业的关系，没有揭示农业科学技术内部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结构，等等。当然，他们的先知先觉般的提倡，对于沉浸于历史传统中的古老中国，对于承袭了数千年积淀的农业技术，依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荡，如同暗夜中的一缕亮光，燃起了一种全新的希望。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历经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半个多世纪的血与火的洗礼，面对日渐沉沦的国势，1895年，发生了一起历史上很有名的“公车上书”事件。以康有为为首的一批晋京
的青年知识分子，抱着救国图存的满腔热情，集体上书朝廷，鼓吹变法。其中提到国家农业变革时，首先就是主张效法先进各国的农业科技和农政。《公车上书》中写道：“外国讲求树艺，城邑聚落皆有农学会，察土质，辨物宜。入会则百谷、花木、果蔬、牛羊牧畜，皆比其优劣，旌其异等。……吾地大物博，但讲求未至。宜命使者译其农书，遍于城镇设为农会，督以农官。”[10] 梁启超更具体地说到，改良中国农业，应当“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远摭欧墨，以得其立法之所自。”[11] 罗振玉在他的一篇论述农业改良的文章中也提到：“农业移植改良，日本之成效固昭昭矣，我国亟宜加意于此，而期农业之进步。”[12] 清末状元、著名实业家张謇也上书皇帝，请求谕令全国设立农会，以“广开风气，维新耳目”。[13]
由上述的农业改良启蒙过程可以看到，起初只是舆论意义上的对西方农业科技知识的宣传介绍，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股兴农兴邦的社会潮流，成为维新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而这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农学启蒙的结果，就是促使光绪皇帝于1898年接连发布了关于推行农业变革的上谕。5月16日发布的上谕中说：“农务为富国根本，亟宜振兴，各省可耕之地未垦者尚多，著各省督抚督饬该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切实兴办，不许空言搪塞。”在这则上谕中更特别指出：“上海近日创设农会，颇开风气，著刘坤一查明该学会章程，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核颁行，其外洋农学诸书，并著各省学堂广为编译，以资肄习。”时隔一个月的6月15日，再次发布上谕：“图治之法，以农为体，以工为用。著各省认真劝导绅民，兼采中西各法，讲求利弊，有能创新法者，必将立予优奖。……所有颁行农学章程，及制造新器新艺，专利给奖。”7月5日，再次发布上谕，命令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并要求各省“皆设立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农报，购农器，由绅富之有田者试办，以为之率。”[14]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随着光绪皇帝关于农业变革的谕令的颁布，中国开始仿效先进国家的农政管理经验并推行了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完成了近代农学从知识启蒙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历史性转变。从此以后，以实验农学为学科体系的近代农业科研教育在中国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和实施。历史由此翻开了一个新纪元。
三、 体制化：晚清政府的兴农举措
农业科技体制化的标志，主要表现为如下三点：一是国家建立专门的政府机构专司其责，实施对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的规划、管理、；二是建立农业科研、教育机构，由拨款兴办并接受国家管理；三是有专门的农业科学家和农业教育家，他们领取国家薪俸并为国家的农业发展服务。以这三点来衡量，中国社会的农业科技体制化，是自1898年光绪皇帝颁布农业变革的上谕开始的。作为当时的变法内容之一的兴农措施，虽然由于变法维新运动很快被清廷顽固派推翻而有所反复挫折，但近代农业依然按照它的特定轨迹在前进，它始终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壮大。
1898年，光绪皇帝接受维新派的主张，决定实施变法。当时维新变革的骨干分子康有为登殿上疏，建议变革后的中央政府设置12个职能部门，其中之一就是综理农业事务的“农局”。后来决定仿照日本农商省的建制，改称农工商总局。1898年7月，光绪皇帝谕令：“训农为通商惠工之本，中国向本重农，惟尚无专董其事者，不为倡导，不足以鼓舞振兴，著即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端方、徐建寅、吴懋鼎等人奉命负责组建。但事隔不到两个月，9月21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派发动政变，推翻了变法维新的一切设施，农工商总局也被撤销。到1903年，清朝政府再次倡行新政，复设一个商部，其中的“平准司”主管“开垦、农务、蚕桑、山利、、树艺、畜牧一切生殖之事”，实际上也是一个综理农事的机关。不久又以名实相符为由，改称农工商部。农工商部的设立，农业科技体制化有了
行政管理上的保证，使之得以在全国上下普遍推行。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刘坤一负责制定了当时的农业科技事业框架性规划。他在一次奏折中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措施：一是选派农科留学生。“学生有愿赴日本农务学堂学习，学成领有凭照者，视其学业等差，分别奖给官职。赴欧洲、美洲农务学堂者，路远日久，给奖较优，自备资斧者，又加优焉。”二是译刻外国农书。“各省先将农学诸书广为译刻，分发通省州县。”三是设立农务学堂及试验场。“应先于省城设农务学校，选中学校普通毕业者肄业其中，并择地为试验场。”四是垦辟荒地作试验场。“今宜查明（荒地）实数，除已报垦纳粮者不计外，亦造册给照，宽期升科，即以此田作为试验农学新法之地。”[15]
在中国的农业科技体制化过程中，日本的农业变革成就很自然地成为中国仿效施行的样板。当时无论是启蒙思想家还是清朝的达官要员，都提出要学习日本的经验和做法。正如张之洞在谈到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时，主张以去日本学习为主，认为“事半功倍，莫过于此，”并列举了五点理由：“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