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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与体制化：晚清近代农学的兴起

2013-08-03 01:13     本文着重叙述中国在清代后期从经验农学向实验农学转变的历程。它经历了知识阶层启蒙、维新派倡导、政府实施兴办这样几个环节。

一、 东西方农学体系之分异：经验农学与实验农学

在中国的传统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强调天人合一，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用“阴阳协和，五行相生”的理论来农业生产。在传统的“冷农具”即非电热农具的时代，这套理论是很成功的，它创造了数千年的先进农学体系。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技术不仅长期领先于世界，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周边，成为竟相效仿和广泛的先进农学。这种基于整体观察、外部描述和经验积累的农学体系，我们称之为“经验农学”。

但是，在地球的另一边，欧洲各国于14世纪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冲破了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束缚，大批知识精英开始为科学实验而穷思竭虑，乃至为创立新的理论学说而英勇献身。这种科学精神逐渐渗透到农学之中，经过大约二三百年的科学探索与学术积累，到18世纪，西方世界确立了一套全新的农学体系。它与中国的传统农学的本质的区别在于，它不是把农业生产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而是将其动植物个体进行解剖分析；不是进行生物个体的外部描述，而是将其内部结构乃至构成生物体的基本单位的细胞结构进行研究，以便发现生物个体生命活动的本质；不是依赖于长期的生产经验来提高农业生产技术，而是利用人为控制的有限（比如实验地或实验室）来进行农业生产过程的模拟实验，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现和抽象出生物个体的生长规律，并以此来指导现实的农业生产。这种基于个体观察、内部剖析和科学实验的农学体系，我们称之为“实验农学”。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古今农业》2003/2

从本质上说，经验农学的出发点在于人与自然的协调，表现在农业生产上就是对自然界的生产要素的利用；实验农学的出发点在于人对自然的征服，表现在农业生产上就是人为地创造自然界并不存在的生产要素以提高产量或品质。举例说，经验农学在作物栽培时只利用自然界存在的有机肥和矿物肥，而实验农学由于掌握了植物体对各种化学元素的需求而人工合成化肥；在进行作物育种时，经验农学只依赖于发现适合育种目标的自然变异植株并采取“一穗传”的办法育成新品种，这种办法的缺陷是自然变异出现的机率很低并且具有非受控的随机性；而实验农学则由于掌握了生物遗传变异规律而采取人工杂交育种的办法，能够依据事先确定的育种目标进行杂交选育，在短时间内育成符合生产上适用的新品种。总之，尽管经验农学与实验农学都有长处与短处，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由于经验农学与实验农学在农业生产的实效性上的差异，近代西方的农学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成为占主导性地位的科学体系。这就是西方农学被东方各国纷纷学习利用的背景所在。

二、 启蒙：中国对西方近代农学的认识

早在明代后期，通过来华传教士的介绍，中国知识界已经接触了西方农学的一些端倪。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就设了专章来介绍“泰西水法”。但是，由于清朝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阻断了东的交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失去了吸收借鉴世界先进文化的机会。当近代力学三大定律的发现者牛顿（1642-1727）于1665年在剑桥大学系接受时，我们的康熙皇帝却仍然以“子击磬于卫”[1] 之类的陈旧题目，举行让人感到窒息的“乙巳开科取仕”。那些饱读诗书的莘莘学子一直热衷于“科场赶考”，以至出现“范进中举”那样的乐极生悲。当著名生物遗传学家孟德尔在19世纪中期进行植物杂交试验发现了生物遗传变异定律，从而使生物育种产生划时代变革时，我们的农学家们还在推行以千百年传统农学为基础的官修农书《授时通考》。科学的整体落后必然造成农学的落后。中国终于从一个原来的文化先进国逐渐变成了后进国，从一个强盛国变成了落后国。直到1840年发生西方列强入侵的鸦片战争，已经暮气沉沉的古老帝国才为之一惊，为之一震！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随着外忧内患的日益严重，中国各界经受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剧痛。当紧锁的国门被英国的“坚船利炮”炸开之后，觉醒的中国士绅阶层提出了“师夷之长以制夷”的主张。但是，“夷人”之长在哪里呢？中国人首先注意到的是西方的“坚船利炮”，是他们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发达的业。于是，人们都热衷于兴办洋务，练兵、开矿、通商成为一时风气。这时候，知识阶层还“鲜有留心农事者”。经过一个时期的“富国强兵”的艰苦探索，国家依然没有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这才促使社会贤达们回过头来关注作为传统社会基础的农业，把目光转向西方的近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介绍与引进。

说起对西方农学的启蒙，我们首先应当提到的是魏源。这位在当时颇有声名的开眼望世界的思想家，在他的不朽著作《海国图志》中，用极为赞美的词句对西洋的先进农业作了这样的描述：“农器便利，不用耒耜，灌水皆设机关，有如骤雨”。[2] 稍后一点的另一位思想家王韬也在一次致江苏督抚李宫保的书信中提出，要购买和仿制西式“火机之纺器织具”和“犁耙播刈诸器”。[3] 其后，马建忠、郑观应、陈炽等一批经济思想家也积极主张引进西洋农业科技，以改变农业技术的落后局面，发展中国的农业生产。[4]

在近代农业科技启蒙中，历史伟人孙中山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思想遗产。作为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顺应时代潮流，领导人民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学术界很少关注青年时代的孙中山对农业科技启蒙的贡献。1879年，13岁的孙中山前往夏威夷随兄孙眉生活，进入当地的学校读书。后又回国在广州、香港等地学医。于1892年在香港书院。在这长达10余年的西方式的正规中，孙中山不仅掌握了近代的专门知识，而且对于关乎国计民生的农学，也有广泛的兴趣。1891年他尚在香港学医时，就写出了《农功》一文。[5] 孙中山在该文中对西方国家先进的农政、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作了介绍，指出西方农业不仅得益于技术进步，而且还在于“农部有专官，农功有专学”，这表明他的农学关注点已经超出了他之前的农学启蒙思想家。我们在上文已经指出，最初的农学启蒙思想家只是关注西方近代农学的物化成果，较少介绍农学与社会的关系。由于孙中山具有丰富的西方社会生活经历和深厚的科学素养，因此他的农学视野显然比他的同辈启蒙思想家要宽阔得多。他甚至向清政府建议道：“派户部侍郎一名，综理农事，参仿西学，以复古初。委员赴泰西各国，讲求树艺农桑、养蚕畜牧、机器耕种、化瘠为腴之一切善法”。孙中山还指出了发展农业与发展工商业的关系：“以农为经，经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6] 后来清政府果然成立了“综理农事”的农工商总局，并且也选派了农科留学生，我们不知道这一切是否与孙中山的首倡有关。

1892年，26岁的孙中山在澳门、广州一带行医。由于受到当时的改良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他曾于1894年写了一封长达八千余字的《上李鸿章书》。在这份《上书》中，孙中山认为，西方国家的富强，“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在解释“地尽其利”时孙中山说：“所谓地能尽其利者，在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也。”他甚至向封疆大臣李鸿章直言：“国家自欲行西法以来，唯农政一事未闻仿效，派往外洋肄业学生，亦未闻有入农政学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见有一农学之师。此筹富国之一憾事也！”他还以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仿效西法获得成功为例子，说明只要清政府采纳他的建议，国家富强就可以指日可待：“其日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