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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两汉时期的江南城市主要是作为统治中心和军事镇压基地，有着强烈的功能。随着的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也在逐渐增强，这突出表现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活动日趋频繁。
(一)区域性商业都会出现
城市是商业活动集中的场所，因而也是商业发达的重要标志。在两汉时期，要冲城市业已成为区域性商业都会，如吴城和江陵。
吴城(今江苏苏州市)，又名姑苏城，是春秋吴王阖闾根据伍子胥的建议所修建。作为当时的都城，其城区规模较大，周围23．5公里，开水陆门各8个，城中又有小城，周围6公里。至秦统一后，为会稽郡治，汉代因之，东汉为吴郡郡治，长期为吴越经济区的中心城市。由于地处肥沃的太湖流域，便捷，物产丰富。《史记·货殖列传》载：“夫吴，自阖闾、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所谓“东有海盐之饶”，主要是指其煮盐业的发达；“章山之铜”，说明铜的冶炼和铸造业先进。吴王刘濞时“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国用饶足”。⒂“三江五湖之利”说明其渔业资源十分丰富，同时交通便捷。《越绝书·吴地传》载：“吴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漅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扬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可知其有渠道北通长江，南通过江南河沟通钱塘江。《史记·河渠书》也云：“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陆路，可北循陆道直抵无锡历山，西循九曲路达于太湖。由于便捷的交通，吴越之地的盐、铜、越布等产品通过这些商路输出。
江陵(今湖北沙市附近)，楚国故郢都。自楚建都于郢后，经过几百年的开发，、手都有相当的基础。特别是商业更为发达。桓谭《新论》说：“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⒃《战国策·楚策》记：“苏秦之楚三日乃得见乎王……曰：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这里，楚国当指郢都，说明郢众多，所以尽管当地是出稻米之区，食、薪仍然昂贵。而行人车辆拥挤，正是人口密集、繁荣、贸易发达的具体表现。后来郢都虽被白起所焚坏，而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江陵仍然是全国重要都市之一，所谓：“江陵亦一都会也。”《史记·货殖列传》亦云：“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说明江陵腹地资源丰富。据司马相如《子虚赋》载：“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弗郁，隆崇律蟀，岑崟参差，日月蔽虧；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罷池陂陁，下属江河，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蘖离朱杨，榩梨梬栗，橘柚芬芳”；“西通巫巴”，证明其交通便利，溯江而上，和巴蜀经济区保持联系；同时北上陈、宛(今河南南阳市)和中原可以往来；东通江、淮，和吴越经济区交往。江南所产梓、梗柟、姜、桂、金、锡等物品通过江陵行销各地。而各地物产，亦通过江陵，散销江南腹地。
(二)商业形态多样
汉代江南商业就其性质而论有官营和私营；从形态上讲，又分贩运贸易和店铺零售等几种形式。
1、官营商业
官营商业是指由政府直接控制商品买卖的一种商业形式，它是以官营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汉代官手工业已在江南部分郡县有所出现，如下表：
从官营手工业生产范围来看，主要包括煮盐冶铁，生产铜器、铁器、木器、漆器等生产、生活用品。这些官营手工业产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供皇室和贵族们享受的奢侈品，如金银铜器等；其二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如食盐、铁农具、舟车、日用漆器和铜器等；其三是一些特色产品，如木器、橘柚等。此三者除前者之外，其他产品大多投放市场，进人流通领域，形成官营商品。
官营商业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得以实现。其一是盐铁专卖。在江南主要是通过分布于上述的盐、铁官实行统供调拨，控制经营。其二是均输平准。均输平准实行于桑弘羊受任为大司农的元封元年(公元前70年)，这是汉武帝接受桑弘羊建议的一项商业国营措施。《盐铁论·本议篇》云：“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可见，均输、平准把贡物商品化；同时，利用国家雄厚的财力，控制商品流通和物价，部分地取代商人贩运贸易的职能，使利润归于国家。正如《汉书·食货志》所云：“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为赋，而相灌输”。
当然，官营商业虽然控制了国计民生的商品销售，但并不能完全控制全国的商品买卖，这也为其他商业形态存在提供了条件。
2、贩运贸易
贩运贸易，亦称贩运商业。在秦汉简牍、文献中，有“行贾”、“中舨”、“商贩”、“贾贩”、“市贩”、“贩贾”及“私贩卖”等用语。它是商人将生产物从有余的地方运到缺乏的地方，利用物品的地区差价，通过长途贩运，贱买贵卖的不等价交易而牟取利润的一种商业行为。
江南地区贩运贸易起源甚早。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乘扁舟浮于江湖”，从事贩运贸易，“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⒄战国时楚国鄂君长途贩运，舟车路线达十几个城，范围遍及三楚地区⒅。可见贩运面之广，路途之远。
至汉代，在统一局面下，江南贩运贸易进一步发展。参与贩运的不仅有富商大贾，而且也有小股资金的合伙经营。江陵凤凰山汉简就有“中舨共侍约”，其文如下：⒆
□□(年)三月辛卯中舨：(舨)长张伯、石兄、秦仲、陈伯等十人相与为贩，约人贩钱二百，约二。会钱备，不备勿与同舨，即贩直行共侍(持)。非前谒。病，不行者罚日卅，毋人者庸(佣)贾，器物不具，物责十钱。共事以器物，毁伤之及亡，贩共负之，非其器物擅取之，罚百钱。贩吏令会不会：(会)日罚五十，会而计不具者罚比不会，为贩吏，枲(集)器物及人。贩吏秦仲。
从这份契约可以看出：民间合伙经营的资金很少，人均仅200钱。但其规定却比较细密，对因病不能参预买卖者，对器物不备或器物损坏者以及不参加聚会或虽去聚会，但财物账目不清者均要处罚；而且设有贩长、贩吏具体，制度比较严格。这足以证明，当时江陵一带民间商贩合伙经营形式比较普遍，发育得比较成熟。
3、店铺零售
贩运贸易主要是调节地区间商品流通，要使商品直接进入消费者手中，还多依赖店铺零售。这在秦汉文献中称为“坐列贩卖”。如《汉书·食货志》云：“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师古注曰：“列者，若今(唐时)市中卖物行也”。在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木牍中，有专门记载从事零售而得收入的帐单。据有人考证：“(丁)组简所记人数至少有四、五十人，从张母称呼看，似非雇佣关系，应是合股经营商贩，由贩长统一安排，分派到市中‘坐列贩卖’”。⒇
(三)区域商品交流频繁
汉代中央集权的大统一局面，为商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活动条件。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汉书·伍被传》云：“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又《盐铁论·力耕篇》载：“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江南，作为中央集权统治下的区域，亦介入其中。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荆、衡阳经济区与中原内腹地区商业交流。司马迁在论及荆、衡阳经济区与中原的关系时云：“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受江、汉、淮，宛亦一都会也”。把它们看成是俗同互惠的经济圈。从商品流通渠道看，江南之商品主要通过江陵，北上宛，再上洛阳而行销中原各地；中原之物则通过宛、江陵再散销江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有一简就记载：“上官乙人圣二户贩马□郃少一日。”[21]这是江陵贩马之记事，马产于中原，其购销渠道主要是通过较北的宛而输入的。湖北之云梦睡虎地12座秦墓中出土了相当多烙有“咸”、“咸亭”、“咸里”、“咸亭上”、“咸上”等戮记的漆器，湖北江陵和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亦出土了不少烙有成都工官所造漆器，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漆器制品，有相当部分烙有“成市”、“成市草”、“成市饱”、“成市素”、“市府”、“市府饱”、“市府草”等戮记。江陵凤凰山8号墓出土的漆器制品印有“北市”等戮记。据有人考证：“‘成市’和‘南乡’、‘北市’戮记的性质既明，便能判断马王堆一号汉墓和凤凰山8号墓出土的漆器，基本上都是成都市府制造的”。[22]其输入路线，据有人考证：“江陵等南方楚地通过南北交往问最大的商业城市宛市与长安沟通，成都官府所出漆器便通过这种渠道进入楚地”。[23]另据王符《潜夫论·浮侈篇》记载：京师贵戚死后制作棺椁“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梗楠”；贵戚豪门甚至“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彩牒……犀象珠玉、虎魄瑇瑁”。江南之木材、犀象珠玉、虎魄瑇瑁行销京师洛阳，其北上路线估计是从江陵经陈至宛而行销洛阳。
2、吴越经济区与淮河流域商业交往。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云：“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基本上把吴楚经济区与淮河流域划为一体。当时东楚的重要商业都会吴城“有三江五湖之利”，水路“入大江、奏广陵”和江北淮河流域联系起来。“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南楚之地，通过江北之重要的商业市场寿春、合肥与淮河流域保持联系。“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输会也。”江南之铁器，多是通过这种渠道输入。例如江西修水出土汉代的制农具铲和臿，就有“淮一”的字铭，证明是从临淮郡输入的；[24]今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中出土一件陪葬农具登记单——“东阳田器志”中记载的铁臿、鉏(锄)，也是从临淮郡输入的。[25]福建崇安城村的汉城遗址中也曾出土铁器71件，农具18，其中铁犁一件，它的形制与北方的铁犁完全相同，估计也是通过淮河流域的郡县输入。
3、江南与岭南商业联系。江南和岭南毗连，经济上有相互依存的关系。早在南越时，就与长沙国有着密切的商业贸易活动。当时开发南越所需的先进工具铁器及牛、马、羊等，大多是通过长沙国输入的。吕后时“有司请禁关市铁器”，南越王赵佗以为是长沙王从中作梗，因此发兵攻打长沙国，便是例证。至武帝灭南越，设郡县，统一于中央集权之下，岭南与江南贸易往来就更为频繁。《汉书·地理志》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其交易通道主要是秦朝修筑的大庾岭道和灵渠等。在海上，则是通过会稽的东冶上下往来。《后汉书·郑弘传》云：“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讯海而至。”在东汉，为了更好适应日渐频繁的商业往来，当时毗邻岭南的桂阳郡太守卫宏在含涯、浈阳、曲江三县“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26]章帝时“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27]桓帝时，桂阳太守周憬又开辟水路，繁盛商业：“桂阳有泷水，人患其险，太守下邳周憬，字君光，颓山凿石以通之”；[28]“郡又与南海接比，商旅所臻，自瀑亭至乎曲江壹由此水……府君乃命良吏……顺导其经脉，由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贸丝交易而至。”[29]这些道路的开辟，进一步加强了江南与岭南的联系。同时。岭南又是中国与东南海上各国的前哨，外国商品传到岭南以后，又能从江南传入中原内腹地区。从史书记载来看，岭南与江南及中原之交易，最迫切需要的是开发岭南所需的“金铁器马牛羊”等；而岭南输出的主要是土特产，如白壁、珠玑、玳瑁、犀牛角、翠鸟、珊瑚树、荔枝、岭南佳果等。
值得一提的是，江南还存在一定的海外贸易。据《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载：东冶海外有亶、夷二洲，秦时方士徐福入海求仙所率童男女数千人，即留居在那里，“世相承有数万家，其志土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冶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直州者”。证明江南同东南海上贸易的存在。另据《汉书·张骞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曾在大夏国看到巴蜀物产邛杖、蜀布，而当地人说系由商人从身毒国(印度)贩运而来；东汉时为与掸国、天竺、大秦等进行铜铁、毛织物、象牙、犀角、珠金等贸易，而辟置永昌郡。“近年来，‘南方丝绸之路’的考察和研究，均把两汉看作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30]